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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身份变化而导致的行动包括教学观念与方法的改变。
霍兰等人认为维果茨基的发展性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人们是如何在一个实践社团中把自己组织起来的，“他们在互动（以对话的方式对展品进行解读）中把一系列文化人工制品、徽记、字符集合（每一个博物馆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人工制品）的使用相互联系在一起，对于参与者自己的活动来说，他们的学习是作为组织层面上的手段而存在的”
。
多样且杂糅的方法论
要对那些标识着反思性变化的关键元素进行记录，需要追踪不同时间与不同环境下的各种口头、书面、网络及其他书面形式的记录。
最初的几年时间里，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预先选定的“支架场景”
的探讨上，这些支架场景都是1至3分钟的片段，这些片段突出展现的是如何在行动中搭建支架（见Mai&Ash，待发表）。
这些搭建支架的场面是以活动理论为基础的（Er?m，1999），我们认为家庭教育工作者的活动就是学习者（主体）使用各种中介手段（诸如语言、展品、标识之类的工具）来获得某种结果（客体）的过程。
这些搭建支架的场面既是我们在研究中进行编码与分析的焦点；同时，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些场面也是其探索与讨论的对象，并成为其实践的基础。
简言之，这些搭建支架的场面可以促进反思，促进由博物馆教育工作者领导的以及由来自大学的人员领导的研究。
这些搭建支架的场面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第一，互动或交流，它至少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涉及导引、引导性问题或评论和或直接的教学，这些均对教育结果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第二，导引是在一开始就出现的，而后便逐渐减少；第三，搭建支架的场面包括可识别的交流，它们至少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且至少会有一次。
我们把交流界定为一次交谈或者是打手势的开始，而且这些交谈或者是打手势需要以交谈或打手势的形式做出回应；第四，在恰当的时候以消退来结束搭建支架的场面。
我们对数据的收集总体上来说是自然主义的（Mosp;Brenner，2001），焦点集中在培训课程的四十个星期（每个星期六录制六个半小时的数字视频）上。
收集的数据包括小组和大组的对话，反思日志与笔记（每周的），对同事及其他研究人员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的人类学笔记，对搭建支架的场景及整个参观过程进行再现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以数字视频形式记录下来）的互动，最后还有对所有上述这些数据的转写（trans）。
我们使用VisualStudioCode这款视频分析软件来确定和收集这些场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微观分析。
我们对搭建支架的场景进行选择的标准允许评分员在转写本上给出其不一致的程度，包括二至四个等级。
我们有三对评分员集中分析了一个家庭的参观数据，并对其中有不一致意见的地方进行了讨论，然后确定其与另外两个家庭参观数据之间的可靠性。
评分员之间的信度为80%。
除了这些数据之外，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和来自大学的研究人员还携手合作，一起选择了一些搭建支架的场景，以数字化、基于化身的（avatar-based）的形式把它们在“第二生命”
（sedlife）中进行了实现，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其他非正式学习机构中使用它们了。
这项工作目前还在进行中。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把焦点集中于几位教育工作者身上，并最终把诺尔曼推出来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
这个小组由十六位教育工作者构成，他们在语言、受教育水平（从高中到大学）、工作岗位、文化背景以及年龄（从16岁到60多岁）等各个方面均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
分析的不同层次与类型
为了表现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的复杂性，我们选择对反思性实践、同事访谈、整组对话的不同层次与类型进行展现。
在典型的情况下，实践社团鼓励对参与者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与安排（对活动和目标进行归类），非常注重意义构建所需的分布式专长以及多种多样的构建机会（Ash，2008；Brown，1992；Browal.，1993）。
在本章一开始，我们曾经引用了桑迪的一段话，她说：“你可以开放地进行反思，一遍又一遍地回看某些特别的片段，每一次你都会发现更多东西。”
来自桑迪的这段原话强调了使用预先选定的、容易使用的、数字视频形式的支架搭建场景的重要性，这让我们能够随着认识的变化与深化，重复多次对其进行评议。
就像使用此类数据的任何一位研究人员一样，这些教育工作者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翻看这些样例，自己一个人看，以小组的形式看（4～5人），以大组的形式看（观看次数有时候超过了20次），每次都会有新的领悟，会形成新的编码标准。
这些教育工作者不但用这些场景来改进自己的实践，而且还用它们来开展研究。
这些基于化身的数据很快就要对外发布，对于那些将要使用这些数据的其他人来说，对其进行最佳利用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些教育工作者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是作为反思性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在行动了。
在整个培训过程中，博物馆教育工作者评论了使用支架作为自己变化实践的一项组织原则所具有的价值。
小组与一位来自大学的研究人员就研究文献中阐述的支架的作用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束之后，当被问到其对支架的认识是如何变化时，有位小组成员特里在自己的一段反思中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这次讨论澄清了支架的意义。
特别是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支架是同时发生在好几个方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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