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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研究和其他研究加在一起，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观众与展品进行互动的非常有价值而且极为重要的知识。
绝大多数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通过采用前测和后测的研究设计，或把焦点集中在观众的行动与互动之上来对观众的学习进行探索，而没有考虑到包含在展览之中的人工制品。
这意味着对科技中心和博物馆学习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把焦点放在了学习结果上，就是把焦点放在了家庭成员、观众与工作人员或学校团体之间的对话上，而对观众学习结果的关注，则是通过对他们在参观前后表现出来的知识水平以及对与具体知识范畴相关的理解进行探索而完成的。
另外，有一些研究致力于对个体观众或团体观众与展品进行互动的方式进行探索，比如，通过研究他们花在展品不同部分上的时间或动手操作活动的性质来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然而，这一领域内的绝大多数研究，很少把焦点集中在观众会话与嵌入型人工制品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也很少聚焦于这些人工制品是否、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能够有助于为观众在参观过程中的对话提供媒介。
调用人工制品的中介潜力
维果茨基（1978，1981）对低级心理功能和高级心理功能进行了区分，并认为高级心理功能的发挥就其构造原则来说是存在于个体之外的，它存在于人际关系与心理工具之中。
比如，计数首先要借助于外部的各种不同的中介手段（如手指、石子、硬币），而后才随着内化逐渐消失。
按照维果茨基的观点，在内化过程中，那些较为低级、天生的心理功能被纳入较为高级的心理功能之中，并被较为高级的心理功能所取代。
然而，沃茨奇（Wertsch，1998）和萨廖（S?lj?，2005）却对内化（iion）这一术语的使用提出了质疑，并认为中介行动的绝大多数形式从来都不曾在内化这一层面上发生过。
沃茨奇澄清了自己的这一立场，认为这并不是说在外部过程发生时不存在重要的内部维度，但他同时也强调内化这一隐喻过于宽泛，因为它暗示了某些并未经常发生的事情。
哈钦斯（Huts，1995）描述了飞行员是如何使用各种错综复杂的系统来使飞机保持在一个恒定速度上的，并以此对中介行动何以不需要被内化进行了阐释。
尽管对飞机速度进行记忆的过程产生于飞行员的活动中，但“对驾驶舱的记忆”
却基本上并不是由飞行员的记忆构成的，而是由飞行员和飞机中的各种技术设备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为了避免对内化这一术语的内涵做过于宽泛的解释，沃茨奇（Wertsch，1998）提出了一种方法，他建议使用“调用”
（appropriation）这个词来代替，它源于巴赫金（Bakhtin，1981）的著作。
沃茨奇（Wertsch，1998）把这个词的含义翻译和解读为“构造属于自己的某些东西的过程”
（p.53）。
然而，科祖林（Kozulin，2003）对具有中介性质的手段的调用和对内容或事实的调用进行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区分。
他把对内容的学习界定为对经验事实的再生产，如学习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就属于此类。
然而，使用作为表征系统的地图，这种能力的学习或调用则可以帮助学习者找到任何国家的任何首都。
他通过这一点指出：中介手段需要被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工具来被调用，或者说，它是一种能够对个体在各种不同情境中的认知与学习功能进行组织的心理工具，而且可以被应用于各种不同的任务（2003，p.26）。
萨廖（S?lj?，2005）也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强调，认为学习就是能够使用一个人工制品的概念内涵，并把它与某一个具体社群中处于多方面环境里的各种事件与对象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里所指的概念并不是像被调用那样的概念，而是指概念所具有的提供中介的可能性或潜力，因为概念知识包含了与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的推理、思考和冲突。
科祖林（Kozulin，1998）也指出，学习者既不是以现成的形式调用概念，也不是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独自进行建构。
这意味着对学习的理解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它是一个既具有内容依赖性，同时还具有情境依赖性的事件。
巴赫金（Bakhtin，1981）以及沃茨奇和斯通斯（Wertses，1985）都对掌握和调用进行了区分，这里的讨论仿效了他们的观点。
按照他们的说法，掌握的特征是在特殊情境下“知道如何做”
或者是在没有对行动进行反思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而调用的概念则不然，它描述了新知识、先前经验和中介行动之间的协调过程，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这样一种状态，即个体能够有意识地、刻意地在未来的中介行动中使用新调用的知识或能力。
在日常语言中，这可以被表述为调用是对行动的建构而不是刻板地照葫芦画瓢。
然而，沃茨奇（Wertsch，1998）突出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可能存在着个体没有调用而只有掌握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个体可能能够以某种方式使用人工制品，甚至是掌握它，但却没有能力对文化工具究竟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形成充分的认识；换句话说，没有真正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拓展展览中人工制品的中介潜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社会文化或文化—历史的理论视角出发，讨论了人工制品及其对展览情境中学习的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有什么办法能够告诉他们究竟应该如何使用这些框架来增加并扩展这些情境中人工制品的中介潜力呢？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人工制品作为支持人以目标为导向来行动的工具，通常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更为普遍的情况下，它们与特定的情境、场合、实践或话语联系在一起。
因此，问题是：这些人工制品如何才能够重新获得其在展览中的意义，采取何种方法才有可能加强它们的中介潜力，从而促进观众对其的调用？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不可能把调用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即观众既可以从展品中调用全部的意义或所有可能的知识潜力，也可以不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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