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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被称为“格义”
的。
如此用法，常常导致旧语与新义相矛盾，意义难以吻合，而且袭用旧语难免笼统失真。
因此，创造新词语也就成了唯一可行的方法了，梁启超说：
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
、“无明”
、“法界”
、“众生”
、“因缘”
、“果报”
等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
、“般若”
、“瑜伽”
、“禅那”
、“刹那”
、“由旬”
等。
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即各以千计。
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词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
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
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
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
[26]
又说：
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
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
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
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
[27]
梁启超在这段文字中，区分了佛经翻译文学中两种创造新词语的方法：一是“缀华语而别赋新义”
的意译词，二是“存梵音而变为熟语”
的音译词。
这实际上也是一切翻译及翻译文学引进外来词汇的两种基本途径与方法。
在近现代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实践中，翻译家们普遍感到汉语固有的词汇也不敷使用，如近代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
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一名之立，旬月踟躇。”
严复翻译的困难，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地质学、哲学、经济学、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我国尚处于等待创立时期，学科术语和专有名词都有待确立，前无古人，后待来者。
在文学翻译中，即使像林纾那样自觉维护文言文正统性的翻译家，也不得不在翻译中突破文言的表达惯例。
对此，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有过精当的分析。
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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