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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晚清时期的侠人说：“余不通西文，未能读西人所著小说，仅据已译出之本读之。
窃谓西人所著小说若更有佳者，为吾译界所未传播，则吾不敢言；若其所谓最佳者，亦不过类此，则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
并且认为中国小说唯一不如西洋小说（译作）者在西洋小说分类甚精，而中国小说则也有优于彼小说者之处：一、中国小说所叙人事繁多，但能合一炉而冶之。
二、中国小说，卷帙繁重，读之却使人愈味愈厚、愈入愈深。
三、中国小说布局先平后奇，且文笔生动……。
[24]像侠人这样，以翻译文学来比照和评论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家、研究家的普遍的思维取向。
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翻译问题是语言转换问题。
语言转换实际上又是词汇和语法的转换。
但在翻译实践中，这种“转换”
往往不是对等的转换，当缺乏对等的词汇和句法时，就不得不将外来语、外来语法直接移译过来，从而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并通过语言的这种演进和发展作用于文学。
看来，翻译文学在对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对汉语发展演变的影响也非常重要、非常重大。
梁启超、罗常培、章太炎、高名凯、王力、季羡林等学者们的研究都已证实，佛经翻译中的梵汉对音促使了中国声韵学的产生，汉语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受到了梵文拼读方法的启发，而声韵学的诞生和四声的发现又催生了中国古代的格律诗。
可见梵汉两种语言的对译对汉语音韵语法的影响之大。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首次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他认为：佛典翻译文学带来了汉语文体（实为“语体”
——引者注）上的明显变化——
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
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
（除支谦流译本）（二）概不用骈文家之绮辞丽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
（三）倒装句法极多。
（四）提挈句法极多。
（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
（六）多覆牒前文语。
（七）有连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
一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
（八）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
（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
（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
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画然辟一新国土。
质言之，则外来语之色彩甚浓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
不相习；然寻玩稍进，自感一种调和之美。
[25]
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看，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影响最显著的莫过于词汇方面。
由佛典中翻译出来的词汇很多，唐代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宋代法云的《翻译名义集》、近代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等，都对佛经翻译词汇做了收集、整理和解释。
近代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就收了三万五千余条，表明佛教译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宝库。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由宗教词汇转化为一般词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也很显著。
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认为，“翻译文学影响于一般文学”
首先就表现为“国语实质之扩大”
。
他指出，最初的翻译家，除了对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曰‘支谦流’之用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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