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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中文系外国文学史基础课所遭遇的挑战与危机，不是仅仅靠辨析和辩护所能济事，要摆脱危机，根本的出路还是改革。
因此，以上我表示反对“世界文学”
取消论，反对“语言原教旨主义”
，呼吁进一步确认翻译及文学翻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其目的是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基础课这门课程的改革提出相关思路。
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在哪里？我认为就在“翻译文学”
。
一言以蔽之，我主张用“中国翻译文学史”
，来改造“外国文学史”
或“世界文学史”
课程。
首先，这么做是为了“正名”
。
而“正名”
是为了确认它的合法合理性。
中文系的学科内涵是“中国语言文学”
，外延也应该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
，中文系的课程体系，应当涵盖“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
。
按照这样的理解和界定，在许多人看来，外国文学是外国文学，当然不是中国文学；换言之，“外国文学”
当然不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范围，因此在中文系开设这样的必修的基础课是否必要就成了疑问，“外国文学史”
这门课程就必然处在了“名不正，言不顺”
的窘境中。
可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现在的中文系开设的各门基础课程，是否已经囊括了、覆盖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各个知识领域？
我的回答是：没有。
因为“中国翻译文学”
没有被包含在其中。
“中国翻译文学”
不是“外国文学”
，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殊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一观点，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我在《翻译文学导论》等著作中，都做了充分的论述，目前学界的大多数人已经逐渐对此达成了共识。
然而，现在的中文系的基础课程中，却没有这门课。
既然“中国翻译文学”
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翻译文学当然就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各知识领域”
中的一部分，它在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中就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学习中国翻译文学，否则他的专业知识结构就不完整。
而且从根本上说，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最大宗旨、或者说它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传承中国语言文学及相关的精神文化，并以此来提升和加强国民的精神文化教养。
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是文化传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将一些有价值的精神文化传承下去，首要途径之一就是将这些精神文化作为知识形态，列入其教育体制中。
中国翻译文学，如果从佛经翻译文学算起，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我国精神文化的一笔独特的宝贵财富。
所以，有必要将中国翻译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我国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纳入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而纳入教育体制的关键步骤，就是将其课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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