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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情况是，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不讲古代的佛经翻译文学，现代文学史没有傅雷、朱生豪等翻译家的位置，讲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作家时，也不讲他们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
鉴于“翻译文学”
与“汉语言文学”
并不是一回事，各有其自身规律和特征，要将中国翻译文学包含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中，是很困难的。
这就需要在各门中国文学史课程之外，开设一门独立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的课程。
而实际上，传统上中文系所开设的“外国文学史”
课，老师用中文讲授，要求学生阅读的是中国翻译家翻译过来的译作（翻译文学），而不是外文原作，所以它本来就具有“翻译文学史”
的性质；在这门课程中，老师们所讲述的、学生们所学习的，与其说是外国文学，不如说是翻译文学。
这一点只不过没有被自觉地意识到罢了。
我认为，用中文来讲授外国文学，其本质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
。
换言之，当我们把外国文学转换为中文来讲述的时候，自然就融入了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和阐释。
伴随着我们自己的学习、理解和阐述，我们在逐渐地吸收外国文学，使其成为自身肌体的一部分，外国文学已不是外国文学了，正如我们吃了牛肉，消化并吸收了，牛肉已经不再是牛肉，牛肉已经融化为我自身的一部分了。
长期以来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
课，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吸收和消化工作。
因此其意义不可低估。
可以说，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消化和吸收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中，将外国文学课程中文化。
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碰撞和融合，因而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
；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便在中文、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受到过滤、得到转换、得以阐发，也就是化他为我，其本质具有“翻译文学”
的性质。
这门课不单纯是“史”
，更具有文学理论的特征。
所以，在中文系用中文讲授外国文学，与在外语系使用外文讲授的外国文学，其宗旨和效果都是根本不同的，也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因此，将外语系的国别文学史照搬和移植到中文系来，是不可行的。
如果我们对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性质达成这样的共识，那么，提出以“中国翻译文学史”
来改造“外国文学史”
，将原有的“外国文学史”
课程转换为“中国翻译文学史”
课程，就是非常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这还需要完成立场角度和观念方法的转换。
原来的“外国文学史”
课程，是努力站在外国文学的角度与立场上，现在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课程，则要求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上，把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来讲授。
它绝不是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取消，而是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强化和转化。
《中国翻译文学史》这一课程的特点，就是不满足于只讲“外国文学”
，还要讲“外国文学”
如何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转化为“翻译文学”
，也就是站在中国文学及翻译文学的立场上讲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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