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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虽然没有达到作为新时期代表作品的《曹操与杨修》那样巨大的思想深度,但在以传统戏曲样式改编现代文学名著的探索方面,既做到了忠实于原著,保持原著文学精神,又创造了极富美感的舞台形式,丰富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舞台语汇。
黄梅戏《徽州女人》(陈薪伊、刘云程编剧,陈薪伊、曹其敬导演,安庆市黄梅戏剧团演出,1999)叙说了一个15岁出嫁的女人,于新婚之夜被反抗包办婚姻的丈夫遗弃,苦苦等待35年的凄婉的故事。
该剧置这种非人道生活残忍的一面于不顾,刻意表现漫长的等待中女人默默忍受命运的所谓“人性之美”
,在灯光、舞美、导演、表演诸方面也刻意追求达到“美”
的极高的境界。
这样的艺术追求,可以代表90年代现代戏曲创作的一种转向,即为获奖、为票房、为艺术之“美”
,在80年代的《曹操与杨修》以及魏明伦的那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启蒙”
内容已经不再受到关注了。
正是在这种反“启蒙”
的思潮下,“样板戏”
在90年代重登舞台。
这一方面说明导致“**”
的某些深层因素并没有完全从生活中消失,文化专制主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后现代主义”
的中国变种,试图“抹平”
一切价值区别,在文化市场掩盖下制造了新的思想的愚昧与混乱。
尽管“主旋律”
作品的生产是90年代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第五代导演”
中,仍然出现了《秋菊打官司》(刘恒编剧,张艺谋导演,1992)、《霸王别姬》(李碧华、芦苇编剧,陈凯歌导演,1993)、《活着》(芦苇、余华编剧,张艺谋导演,1994)、《二嫫》(周晓文导演,1994)等一些优秀作品。
夏钢的都市电影系列《大撒把》(1992)、《与往事干杯》(1995)等作品,尤其是冯小刚的“贺岁片”
都有一定的艺术建树与自己的观众群。
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和《鬼子来了》(2000)既蕴涵着较大的现实主义历史内容,又表现了鲜明的创作个性。
“第六代导演”
的“体制外”
创作方式既是对他们的磨砺,也是对他们的成全与造就,借助《爱情麻辣烫》(张扬导演,1998)、《洗澡》(张元导演,1999)、《小武》(贾樟柯导演,1997)和《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导演,2001)等作品,他们正在浮出水面。
中国大陆的“第五代导演”
是在追逐世界电影的现代主义潮流中崛起的。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先后拍摄了《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三部影片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环境都是非现实的,影片刻意地表现某种“文化”
,实际上是作者对人与世界的一种极端的和理念的解释。
张艺谋在他1992年拍摄《秋菊打官司》时,超越自我,完成了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
该片超越了这种极端的和理念的所谓“文化”
,描写了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物。
影片在描写农村基层官僚主义和人的尊严遭受的漠视方面具有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意义,在描写一个普通农妇不屈不挠地维护自身尊严,反抗官僚主义方面,具有启蒙的教育意义。
但是这些积极的意义并不足以构成一部艺术作品。
“第五代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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