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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他带有后现代主义味儿的《思凡》，多少透出了“压抑”
气氛中来自艺术的“反叛”
精神。
他的《恋爱的犀牛》（1999）等剧迎合了当代都市青年躁动不安的心态，宣泄了他们的生活感受。
1996年由上海青年话剧团上演的历史剧《商鞅》（姚远编剧）是一部保持了80年代戏剧探索精神的话剧杰作。
姚远（1944—），曾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老剧作家陈白尘，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另有戏剧作品《下里巴人》《伐子都》《厄尔尼诺报告》等。
政治实用主义的历史剧理论，一贯把所谓“艺术真实”
当作追求“历史真实”
的手段。
甚至陈白尘在创作《大风歌》时，也幻想着描述“历史真实”
。
姚远在这一点上超越了他的老师，他并不追求所谓“历史真实”
，而使戏剧回归它的本性，去描写与我们息息相通的“人”
。
他在商鞅出魏仕秦，推行变法，法行秦强，直至他遭车裂这些简单历史记载的框架内，以文学创造的精神赋予了戏剧主人公以个人的生命史、心灵史、血肉情感和性格发展的逻辑。
《商鞅》一方面描写了变法对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超越这种功利主义考虑，对践踏生命的非人道的商鞅变法提出了怀疑；一方面表现了商鞅立志改革，百折不挠，不惜牺牲爱情乃至生命的过人意志和胆魄，另一方面又挖掘出他人性深处对功名利禄的疯狂的追求，刻画了他的偏执和薄情寡义。
《商鞅》表达了站在艺术或者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性与人类社会问题时必然产生的困惑，而这种“困惑”
恰恰是把戏剧当作工具的政治实用主义所不容的。
《商鞅》是一部充满**的戏，作者在创作这部剧作时实际上使自己成了一个诗人。
而他的**正是现实生活酿造的，因此，在这部以浓厚的主观色彩描写历史人物的戏剧中，却蕴藏着耐人寻味的现实主义内核。
80年代舞台新形式的探索，往往与戏剧内容转向人物内心生活的描写互为表里；90年代，主要是由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也由于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戏剧探索往往仅剩下了舞台形式层面的肤浅意义。
在这种背景之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鸟人》（1993）显得比较独特。
该剧与作者过士行的另外两部话剧作品《鱼人》《棋人》并称“闲人三部曲”
，均由林兆华导演。
《鸟人》的探索意义，并不在寻找新奇的舞台语言，在舞台呈现上，它仍然属于北京人艺的“京味儿”
话剧。
《鸟人》是一部轻松的戏，它不担负道德教化的责任，也不寻求揭示任何重大的社会生活问题，而是以巨量的信息“轰炸”
观众，从养鸟之道到京剧艺术，从弗洛伊德到环境保护，古、今、中、外，种种现象，种种学说，令人目不暇接，较那种以悬念和**取胜的戏，另有一种可看之处。
它正是从种种文化现象的冲突中发掘出喜剧性，这种喜剧性不仅表现为各种文化行为相互之间的误解，尤其表现为它们在相互比较和提醒中显示出的各自的荒谬：如此精于“鸟道”
却又如此疏于“人道”
；如此灿烂的国粹艺术却在无可挽救地衰落；如此关心一个濒于灭绝的鸟类却又漠视人类自身的病态；如此精辟的科学分析却又伴随着如此武断的非科学的态度。
全剧渗透着那种看穿人间一切“把戏”
的聪明与顽皮。
京剧《骆驼祥子》（钟文农编剧，石玉昆导演，江苏京剧院1998年首演）是继《曹操与杨修》之后，又一出现代戏曲的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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