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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智取威虎山》唱词：“他出身雇农本质好”
）以及宗教迷信，等等，均属这种向非理性、个别性下降的“教化”
。
马克思所说的以“思想的闪电”
将人“解放成为人”
[4]，实际上就是将第二种教化下的人“解放”
成为第一种教化下的人。
迷入以上三个误区而不返的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便陷入了庸俗技术主义泥淖，撇开文学的思想文化内涵，撇开人的精神状态，只盯住一些纯技术层面上的雕虫小技。
在讲作品的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结构特征时，离开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复杂的生存境遇和沉重的内心体验，尽谈一些毫无生命感、社会感和历史感的纯技术问题。
在这种目光的审视下，“早春朝霞”
与“晚秋残阳”
同样都是放光的；毒菌的红色与鲜花的红色也同样都是鲜艳的。
于是，纯技术主义又为上述“历史补缺主义”
与“历史混合主义”
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还有的学者从庸俗技术主义出发，发现浩然的《艳阳天》这样的伪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成就（审美价值）上”
要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白鹿原》等“高得多”
，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艳阳天》之所以在“**”
中走红，“排除了‘四人帮’的阴谋，审美形象本身的感染力是不可否认的”
[5]。
这样的艺术评论，完全无视当时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真实的历史境遇，完全无视作者的叙事技巧与他的文化价值立场的关系。
不是说这种艺术分析毫无道理，而是说这样纯技术地“分析”
下去，人们将无法从文学中感受社会、历史和人的本质，无法从作品中感受人在精神领域的生存状态，文学也将不再是精神产品了。
三
在澄清并避免了以上非历史倾向之后，就可以从历史发展的纵的向度，即时段间的联系与区别上，来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历史的定位了。
也就是说，可以把它放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到它的基本历史特征。
前面提到，为了使历史“链条”
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价值立场。
人的现代化，主要指人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也就是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树立；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指现代公民社会即民主社会的建立，实现一系列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相联系的社会制约；文学的现代化则是指脱离“文以载道”
的“工具论”
的束缚，实现文学的自觉，创造出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
。
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所有这些，也都是出自西方中世纪之后人文精神在几百年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价值体系。
胡风说：“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
[6]所以在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特征之时，决不能离开开放的、世界的眼光。
以这样的价值判断来估量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关键问题就在于，看它是继承、发展五四传统，还是背离、消解这一传统。
无论是对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还是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观察与评价，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在大陆和台湾，60多年的文学都经历了巨大的、远远大过前半个世纪的振**、断裂和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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