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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7]历史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的，既不能说30年代“左翼文学”
实现了“一体化”
，更不能笼统地说五四新文学实现了“一体化”
，只能说大陆当代文学是此前三个“板块”
之一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
“一体化”
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
解体的一个文学时段。
30年代“左翼文学”
在现代性的追求上还部分地继承着五四传统。
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
，在“新民主主义”
的向度上显示出了与五四精神迥然有别的另一种精神风貌。
因此，解放区文学的“一体化”
并不等于五四新文学的“一体化”
。
综观大陆、台湾1949年以后的文学，如果要对这一文学时段的历史特征加以概括的话，只能这样来表述：既有着传统旧文化根源（如皇权专制主义、“文以载道”
之论等），又有着“冷战”
时期国际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启蒙精神与新文化路线进行不同形式的背离与消解，使文学高度工具化、政治化，因而逐渐丧失其自由的空间，变得封闭、单一而贫乏。
但这一趋势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到七八十年代发生了极大的转折。
台湾“解严”
与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民主化大趋势，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自由的空间，文学开始由封闭、单一、贫乏走向开放、多元、丰富。
简言之，“当代文学”
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被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
文学史走了一条“之”
字形的路，这种曲折的文学道路或许仍会延续。
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贯穿始终、影响巨大。
第一，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的对立。
前文已经提到，文学的自觉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学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之一。
但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文学的自觉逐渐被文学的工具化消解并取而代之，文学完全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此一价值取向古已有之，近代以来时有表现，国民党统治时期亦复如此。
但延安文学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取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指导方针，并指示将这一方针贯彻到文艺实践中去。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沿着历史的“惯性”
，也在刚刚战胜国民党的“兴奋”
中，大会很“顺理成章”
地把《讲话》定为今后文学（即当代文学）的根本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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