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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城市化率曾经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3％，城市化率5年上升18.83％，平均每年提高3.766个百分点!而且，从较长时期来看，日本城市化进程也特别快，日本城市化水平从1950年的37.5％上升到1980年的76.19％，30年平均每年增长近1.3个百分点。
德国和日本城市化高速推进时期正是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高速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快速工业化。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年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个多百分点，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太快了，是城市化“大跃进”
，应该减速。
其实，对比德国和日本城市化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度，中国这个速度并不是独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认定为不合理，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市化的健康状况。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
、大量的失业和大面积的贫民窟。
目前中国至少在未来的10多年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
（三）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城镇化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中国城镇化到底处于哪个阶段，是不是符合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否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困扰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京祥认为，“简单地套用诸如诺瑟姆的城市化S型的进程曲线，认为城市化在达到30％后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已经“不足为据”
，因此，中国不存在与世界城市化相同的过程曲线，即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进入加速期。
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1979年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将其概括为生长理论曲线——即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
根据该曲线的描述，可以将城市化全过程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1）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
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工农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
因此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城市人口比重才能提高到30％。
（2）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
这一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
（3）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
这一阶段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已经不大，为了保持社会必需的农业规模，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最后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市人口比重则相对稳定在90％以下的饱和状态。
后期的城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按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1995年的城镇化率接近30％，1990年为26.41％，如将进城农村人口包含在内，可以断定中国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30％，按上述逻辑斯谛曲线判断，此后便进入了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从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1996年以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特征十分明显。
如“九五”
和“十五”
期间，年均城镇化率分别提高了1.43和1.35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六五”
至“八五”
期间的城镇化率。
预计这一趋势至少会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30年代，即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
（四）中国城镇化的规模结构
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镇化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虽然各种规模等级的城市都有所发展，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区出现了城市带、城市群，大城市数目增多，出现了一批以地区级城市为主的中等城市，小城市曾经发展迅猛，但从总体上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实际上是以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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