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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化指标可以用非农产业的产值比率或非农部门就业比率来表示。
为避免重复（工业化是非农化的一部分），本部分采用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
非农就业比率是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之和占全社会从业人口的比率，反映的是人口职业转换的程度。
非农化既可以在城市进行，也可以在农村进行。
如果农村非农化形成**，就会出现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大大超过城市人口比率的状况。
我们称这种状况为城市化滞后。
一般情况下，国际上经常根据非农就业比率（N）与城市化水平（Ｕ）的比值N／U的大小来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就业比率，即非农化水平，并且从总体态势上看非农化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的速度，二者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95年。
1996年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后，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但直到2005年，二者的比率仍然高达1.26，说明目前中国城镇化依然滞后。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等人曾经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今天城市化的趋势在各国比较中已十分明显了。
随着人均收入从大约2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工业增值平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增加到30％左右，对于一个典型国家来说，其城市人口从仅有总人口的20％会增长到30%～50％以上。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
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
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
（二）中国城镇化的速度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到底是快了还是慢了?理论界对此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存在太快和缓慢两种观点，这里再作简单补充。
判断城市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判断。
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城市病”
和“农村病”
发生的情况，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
有的学者从非农就业比率和城市化水平的角度分析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快慢，按国际一般情况，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
目前，中国非农人口就业比率为56％，远大于中国的城市化率。
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况且即使统计数据上的那些城市人口也没有真正城市化。
如果没有土地、户籍等体制性的障碍，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更高，因此，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另一部分学者从资源、环境的城市化条件的角度分析，持有相反的看法，如温铁军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问题绝对不是城市人口发展慢，而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过快；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结果可能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个瓶颈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
还有学者从进城农民就业和城市状况的角度判断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快了，如贺雪峰也认为城市化速度快，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竞争激烈，无法就业，或者劳动力价格太低，而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如果回不到农村的话，就可能形成贫民窟。
因此，中国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处境不改变的情况下，就要做好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准备。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出真知、长见识。
把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速度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正确地判断中国现在城镇化速度的合理性。
发达国家在工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往往也是工业化较快推进的时期。
特别是德国和日本。
1871—1910年，德国城市化率从36.1％增长到60％。
其中，1890—1900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10年增加11.9％，每年平均上升近1.2个百分点。
不仅德国有过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日本也有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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