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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上说，“人禽之辨”
主要涉及人与动物之别，在引申的意义上，“人禽之辨”
则同时关乎对人自身的理解，后者具体表现为区分本然意义上的人和真正意义上的人。
本然意义上的人，也就是人刚刚来到这一世界时的存在形态，在这一存在形态中，人更多地呈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对象，而尚未展现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不同。
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还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要而言之，这里可以看到两重意义的区分：其一，人与动物之别，亦即狭义上的人禽之辨；其二，人自身的分别，即本然形态的人与真正意义上的人之分。
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上不同的人物、学派不仅关注人禽之别，而且对后一意义的区分也有比较自觉的意识。
以先秦而言，孟子和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两者在思想观点上固然存在重要差异，有些方面甚至彼此相左，然而，在区分本然意义上的人和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一点上，却有相通之处。
孟子的核心理论之一是性善说，后者肯定人一开始即具有善端，这种“善端”
为人成就圣人提供了前提或可能。
但同时，孟子又提出“扩而充之”
之说，认为“善端”
作为萌芽，不同于已经完成了的形态，只有经过扩而充之的过程，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他所理解的完美存在。
所谓“扩而充之”
，也就是扩展、充实，它具体展开为一个人自身努力的过程。
从逻辑上看，这里包含对人自身存在形态的如下区分：扩而充之以前的存在形态与扩而充之以后的存在形态。
扩而充之以前的人，还只是本然意义上的人，只有经过扩而充之的过程，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荀子那里，也有类似的分别，当然，两者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
在荀子看来，人的本然之性具有恶的趋向，只有经过“化性”
而“起伪”
的过程，才能够成为合乎礼义的存在。
所谓“化性”
，也就是改变恶的人性趋向，“伪”
则是人的作用或人的努力过程。
总起来，“化性起伪”
也就是经过人自身的努力以改变人的本然趋向，使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人——合乎礼义之人。
在此，化性起伪之前的人和化性起伪之后的人，同样表现为人自身的不同存在形态。
上述观念在先秦之后依然得到延续。
明代的王阳明提出了良知和致良知之说，一方面，他肯定凡人都先天地具有良知；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良知最初还处于本然状态，在这种本然状态之下，人还没有达到对其内在良知的自觉把握，从而“虽有而若无”
。
只有经过致良知的过程，才可能对这种本然具有的良知获得自觉意识，由此进而成为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真正意义上的人。
这里，致良知之前的人与致良知之后的人，也相应于本然的存在形态与真正的存在形态之分。
类似的观念，也存在于西方的一些重要哲学家之中，黑格尔便曾指出：“人间（Menson）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person）。”
[9]所谓“成为人”
，意味着个体一开始还未真正达到“人”
的形态，只有经过“成”
的过程，个体才成其为人。
从逻辑上看，这里也隐含着“成为人”
之前的个体与“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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