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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的结果不仅仅是对私人空间的漠视，而且是对个体与自我的消解。
历史上，“腹诽”
与“心谤”
曾被作为治罪的依据[7]，所谓“腹诽”
“心谤”
，涉及的便是个体内在的意识活动，以此问罪，不仅意味着控制个体的内在意识活动，而且也相应地否定了个体可以拥有能够自由思想的内在自我。
在极“左”
思潮的影响之下，社会的变革曾伴随着所谓“思想改造”
“灵魂革命”
等主张和要求，这些主张和要求往往又被进一步引向对个体的外在灌输、强制，其逻辑的趋向表现为无视或抑制个性，而与后者相联系的则是自我的虚无化。
个体的品格当然不限于伦理之域的德性，与人的存在形态以及实践活动的多样性相应，个体的品格也具有多样的形态。
从情感到意志，从理性到直觉，从体验到感受，自我在个性、能力、心理定势、精神素质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特点。
这一层面的个体品格，其形成无疑涉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包括个体间情感的沟通、通过接受和掌握社会地形成的知识成果而培养并提升理性的能力，等等。
然而，以上的互动同时又始终基于个体自身的情意体验和所思所悟，无论是个性，抑或其他精神品格，其形成过程和存在形态，都有自身的特点，这种形成过程和存在形态既无法完全公共化、普遍化，也难以纳入整齐划一的外在模式。
诚然，内在的精神品格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于广义的知、行过程之中，并通过现实的作用而渗入公共领域的实践活动，但是，作用并参与公共领域的实践过程，并不意味着精神品格本身也仅仅以公共性为其形态，在作用于外的同时，精神品格总是存在于具体的自我之内。
以情感世界而言，自尊、敬重分别涉及对待自我与对待他人的态度。
作为真诚的情感体验，它们同时表现为内在于自我的个体性感受，而有别于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评论或公众意见。
这些感受一旦刻意地“展示”
于公共之域，便往往流于外在的姿态，具有某种矫饰的意味，从而不再是自我的真情实感。
情感体验、精神品格与自我的不可分离性以及它的内在性，使之在存在形态上区别于外在的体制、普遍的规范，具有不同于公共性的个体特点，后者又在更广的意义上构成了人的个性及精神品格多样性、丰富性的根据和前提。
作为社会的存在，个体不仅内含多样的精神品格，而且有着不同的价值关怀，后者具体展开于道德理想、政治信念、人生取向、终极关切、宗教信仰，等等。
精神品格主要表现为人的内在存在规定，比较而言，价值关怀更多地涉及意义的追求和理想存在形态的期望。
当然，精神品格和价值关怀并非彼此分离，就伦理德性与道德理想的关系而言，二者所呈现的，是互融互渗的关系：伦理德性以道德理想为其题中之义，道德理想在个体之中的形成则基于个体所具有的伦理德性。
这种相通性，在更内在的层面又以二者都涉及个体存在为根据：尽管伦理德性与道德理想都包含普遍的、社会的内容，但它们同时又表现为个体性的规定或个体性的追求，并且都只有在具体的个体中，才取得现实的存在形态。
同样，在政治领域，其体制机构、运作过程，无疑具有公共性，但体现一定价值取向的政治信念，却首先与特定个体相联系，表现为个体的追求与期望。
个体倾向于什么样的政治理念、选择何种政治理想，固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这种认同和选择，最终又总是落实于个体自身。
作为政治领域的实践主体，自我诚然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以使自身的行为具有合法性，然而，个体的政治角色与政治意识并非完全重合，在公共的领域履行某种政治职责，也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政治意识与之完全同一，例如，君主政体中的政治人物，便可以在参与君主体制内各种政治活动的同时，又接受某种共和的理想。
在观念层面，即使政治实践的主体，仍然可以有自我的空间。
相对于政治机构及其运作的公共性，以内在政治信念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关怀，无疑具有个体性或私人性，忽视了后者，不仅将抹杀体制事实与政治意识的区分，而且容易导致对政治领域实践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价值关怀的个体之维，在宗教信仰中得到了更内在的体现。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形之于外的方面，包括宗教组织、宗教仪式、宗教建筑、宗教戒律、宗教活动，等等，这些方面在不同的意义上呈现了公共的、社会的性质。
但同时，作为终极关切的体现，宗教又有内在的方面，后者具体地表现为自我的信仰、信念、期望等形态。
相对于组织（如教会）、仪式、戒律等的外在性，信仰、信念等更多地渗入了个体在情感上的体验、认同；是否皈依某种宗教、对超验存在抱有何种程度的信仰，都表现为自我在精神领域的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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