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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习俗同时又构成了一定民族、人群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规范性。
作为规范，习俗的意义之一在于实现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的凝聚，后者（达到文化认同、共同体的凝聚）同时构成了习俗的内在目的。
同样，游戏规则也内含自身的目的性规定。
以不同形式的竞技、比赛活动而言，其规则既具有建构意义（表现为这类活动所以可能的条件），也以保证活动的秩序性（包括有效地确定优胜者）为目的性指向。
作为价值意义的体现，规范的目的性在更本原的层面涉及人的需要。
如前所述，规范以达到广义的“善”
（thegood，包括行动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为目标，后者本身基于人的需要。
从道德实践的领域看，道德规范构成了社会秩序与个体整合所以可能的必要担保，而这种担保之所以必要，又与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相联系：如果社会成员之间未能在仁道、正义等基本伦理原则和规范之下合理地处理和定位彼此的关系，并由此形成某种道德秩序，那么，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便无法实现。
在生活实践展开的过程中，普遍的伦理理想、价值原则、行为规范、评价准则，同时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将社会成员凝聚起来的内在力量：为角色、地位、利益所分化的社会成员，常常是在共同的道德理想与原则的影响和制约下，以一种不同于紧张、排斥、对峙的方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
在这里，社会生活的历史需要，无疑构成了道德规范的内在根据。
同样，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不同的实践领域，其规范也在相近的意义上形成于相关实践过程的多样需要。
需要与目的相联系，更多地具有价值的意义，以需要为本，相应地体现了规范的价值根据。
事实上，作为当然，规范总是表现为价值领域的规定与准则。
然而，价值意义上的当然同时又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实然和必然难以分离。
中国哲学对道的理解，已体现了这一点。
在中国哲学中，“道”
既被理解为存在的法则，又被视为存在的方式。
作为存在的法则，“道”
更多地体现了对象性的规定，具有自在的性质。
作为存在的方式，“道”
又与人相联系，包含为我之维：存在的方式不仅涉及对象如何存在，而且也关联着人本身如何“在”
。
道作为存在的法则，表现为必然；作为与人相联系的存在方式，则具有当然之意。
事实上，在中国哲学中，道既指“必然”
，又以“当然”
为其内涵。
“当然”
内在地指向规范系统，后者（规范系统）往往取得理想、规则、程序等形式。
在中国哲学看来，对世界的追问，并不仅仅在于揭示存在的必然法则，而且更在于发现、把握人自身如何“在”
的方式，当孟子强调“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有道”
[3]时，他所说的“道”
，便既涉及社会领域的存在法则，又与人如何“在”
（人自身存在的方式）相联系。
所谓如何“在”
，具体包括如何安邦治国、如何变革对象、如何成就自我、如何解决人生的诸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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