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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说服相对的是强制。
强制性的规范也蕴含着一定的要求，但这种要求不仅仅以“应该”
或“应当”
为形式，而是同时表现为“必须”
。
需要注意的是，规范的强制性与规范的限定性不能等而同之。
限定性的规范主要表现为否定性的要求，这种要求既可以取得强制的形式，也可以取得说服的形式。
众所周知，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都包含限定性的方面，但前者（道德规范）具有说服的性质，后者（法律的规范）则以强制性为其特点。
规范既与做什么及如何做（todo）相关，也与成就什么或成为什么（tobe）相联系，后者即涉及前文所提及的存在形态。
以道德领域而言，道德的规范不仅制约人的行为，而且对人自身走向何种形态也具有引导和规定作用。
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原则，在儒家那里，仁既表现为德性，也包含规范的意义。
与后一含义（规范性）相应，儒家所说的“为仁”
，一方面要求在行为过程中遵循仁的规范，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按仁的原则塑造自我。
在相近的意义上，一般的价值理想也具有规范的意义：它作为目标引导着人在人格形态上趋向于这种理想。
广而言之，政治、法律、科学等领域的规范，也呈现双重作用。
在政治、法律领域，规范不仅规定着人们的行为，而且也要求人们成为具有政治、法律意识及相应品格和能力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所谓“政治动物”
以及现代语境中的守法公民，在不同的意义上蕴含了以上内涵。
同样，科学的规范也既规定和约束着科学领域的行为，又引导从事相关活动的人成为科学共同体的合格成员。
做什么（todo）与成为什么（tobe）并非彼此分离。
人格的塑造、存在形态的成就，与行为方式往往相互联系。
就“为仁”
而言，以仁为准则塑造自我（获得仁的品格而成为仁者），总是离不开循仁而行（在行动中遵循仁的规范）的过程。
同样，一方面，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领域的人格形态，往往也与相关规范所制约的行为过程具有一致性。
另一方面，在一定规范引导下所成就的人格，又需通过具体的行动得到体现和确证。
存在形态上合乎某种规范与行为方式上循乎这种规范，具体地展现了做什么（todo）与成就什么（tobe）之间的内在关联。
以引导行为与成就人为指向，规范内在地蕴含着目的性规定。
如前所述，从普遍的层面看，规范根源于成己与成物的历史需要，其功能也体现在为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变革世界与变革（成就）人自身提供条件与担保。
事实上，按其本来形态，规范总是渗入了价值的内涵，其意义在于达到广义的“善”
（thegood），后者同时构成了其目的性规定。
在道德、法律等领域，与规范相联系的广义之“善”
首先表现为行为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在变革自然等领域，这种作为目的性规定的“善”
又同时涉及行为的有效性。
一些规范初看似乎与目的无直接联系，如习俗所内含的规定、游戏规则，其目的指向往往并不显而易见。
但若作进一步的分析，则仍可以发现其目的内蕴。
以习俗而言，它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二重性：作为自发形成、具有规则性（regularity）的现象，习俗呈现近于“自然”
对象的特点，也正是基于此，习俗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往往采取与科学探索相近的描述（des）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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