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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与他人之间自然就要发生冲突，因为我对别人来说也是他人，我也注视别的人。
“当我试图摆脱他人的时候，他人也试图奴役我……冲突是为他人的存在的根本意义。”
[20]
人想摆脱这种处境是徒劳的，这是我的原罪。
“原罪就是我在有他人存在的世界上的涌现，无论我与他人的进一步联系是什么，它们都只是我的原罪基础上的变种。”
[21]正是在他人面前，我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首先因为在他人的注视下我体验到我的异化、我的**、我的自由被剥夺；我是有罪的还因为我转过来也注视他人，把他人也照此办理，使他人在我的注视下丧失自己的自由。
归根结底，这是发生在自由平面上的冲突，我的自由被他人的自由所限制，而他人的自由也受制于我的自由。
人是否能够通过努力改变这种冲突关系呢？萨特认为是没有希望的。
无论我怎样尊重别人，都是一句空话，我不论对他人怎样行动，都限制了他的自由。
比如我逆来顺受，忍耐服从，这就会剥夺他人勇敢抵抗，自我坚持的自由。
我去热情地帮助一个人，却会有碍于他的自立。
靠和蔼的说服诱导来教育一个孩子，也并不比打骂少一些对他的强迫性等。
然而，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任何行为都可以在这种意义上等量齐观，那么与人为善的行为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不去做任何事不是和萨特要求的主动行为一样好，甚至更好？
无论如何，在萨特看来，我们达不到同时理解他人的客观性和自由这一理想，要么他人对我来说是客观的，是客体，然而却没有了自由（当我注视他时）；要么他拥有自由，但对我却不再是客观的，不再是客体，而成为主体（当他注视我时）。
事实上人们总是要相互注视的，这就免不了冲突。
萨特具体分析了人对待他人的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态度是爱和被虐待狂，另一种态度是恨和虐待狂，他认为人们就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来摆去，来回兜圈子。
例如，他描述过一种介于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冷淡态度：“我行动得仿佛就我一个人在世界上，我几乎不注意他们。
我擦碰他们就像擦碰一堵墙。
我避开他们就像避开障碍……他们当然有对我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并不接触我……他们所表现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他们是我对他们行动的结果。
那些‘人们’只是功能：收票员只是收票的功能，咖啡馆侍者只是为顾客服务的功能。”
[22]
在与《存在与虚无》相隔不久发表的剧本《禁闭》（Huis-clos）中，剧中人喊出了“他人即地狱”
的名言。
在那间阴间的密室中，三个生前行为不光彩的人到了一起，而且谁也不能离开谁，互相总是在场，即使你不做声，“我也骨子里感到你在场”
。
而当门开了，“我也不能走，我不能让你抱着对我的全部看法留在这里洋洋自得”
，你想说服我吗，你有的是功夫，因为我们死了，是的，死了，我们都死了，来不及了，我们只能这样永远在一起，永远这样——互相折磨，一个人对其他两个人都是刽子手。
这确实是一幅阴森可怕的画面。
后来（1956年）萨特辩解说他这出戏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始终不可救药，而是指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恶化了，弄糟了，他人就成为地狱，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关系，我们争取自由，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等等。
这有一定道理，因为那三个凑到一起的人毕竟不是行为正直磊落之辈。
但是，如果我们把《禁闭》与《存在与虚无》联系起来考察，在“冲突是为他人的存在的根本意义”
的哲学命题与“他人即地狱”
的警句之间还是可以发现某种联系。
总之，至少在写作《存在与虚无》的时期，萨特对人与人关系的看法是十分阴暗的、悲观绝望的，他也没有提出过任何积极地处理和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原则。
萨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有一些改变，例如他不再只是抽象地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开始强调这种冲突后面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认为物质匮乏是对抗的根源。
据法国《新观察家》1980年3月刊载的他生前最后一次谈话，他的思想变化似乎就更大了。
他谈到：斗争需要集体的力量，我并不想单独一人通过我个人的思想去改变社会，我认出了一些试图一往无前的历史力量，并发现我的位置在他们之中。
他还说斗争中的人们应该结为一个整体，而所要达到的目标则是要达到形成一个真正的人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每个成员都将是一个人。
但“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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