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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本体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毫无意义的，马塞尔则认为，作为工具的功能及其实行，除非服务于某种价值和目的，否则就没有意义。
这样“意义”
就直接联系于“在场”
（即对它们的目的的揭示）。
他认为现代实证主义只强调证明，而忽视了“在场”
，忽视了意义和目的，因而只是在探讨问题，而不适合于探讨神秘。
“在”
的概念在马塞尔看来是最丰富而又最难于定义的，正因其丰富、深刻才愈加难于定义。
它是永恒的和不可穷尽的，是绝不允许自己被那种对经验的思辨所解决的东西。
“在”
的两个证明一是本体的迫切性，普遍的悲观失望使我们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最高本体，第二个证明即积极的证明，则是由我们内心所感到的爱、欢乐、希望、信仰的经验所提供的。
对本体“在”
的思考直接引起我自身存在的问题。
当我问：有没有“在”
这样一个东西？“在”
是什么？一道深渊就直接横在我面前：提出有关“在”
的问题的我，怎么确信我自己的存在呢？我是谁？我自己存在不存在？我有资格探索“在”
吗？我是在它之内还是在它之外？这个问题——提问的我与被问的“在”
的神秘联系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哲学的中心问题。
在“在”
的领域内，我们处理本体的问题时同时要处理“我是谁”
的问题，因为本体要求以整个的自我（感情、身体、意志）而非仅仅作为认识工具的自我来处理它。
我不可能使自己处于“在”
之外，或者在它之前或在它之上。
因此笛卡儿的“我思”
在此是无用的，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
马塞尔认为他的哲学是不可能以“我思”
作为出发点的，无论如何，笛卡儿的“我思”
向我们提供的只是作为客观世界的一个认识器的主体，“我思”
仅仅守卫着客观实在性的门槛，这就是一切，而“我的存在”
却是一个立体的、不可分裂的陈述。
加之，笛卡儿的命题是与一种二元论形式不可分的，而这种二元论正是马塞尔认为要坚决反对的。
他说：“提出‘在’的问题就是提出作为一个整体的‘在’和被视作一个总体的我自身的问题。”
[8]
这一点看来与萨特不同，萨特自称以“我思”
为出发点，但萨特利用现象学的方法，做了一个跳跃，实际上把“我思”
非理性主义化了，他把它解释为一种纯粹意识，并进而把它当作一种情绪体验。
而马塞尔之反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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