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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帕斯卡尔则想重新回到原始基督教那种精神性的高度，为此他甚至不惜舍弃大众。
因为任何选择最后都得落实到个人、个体，诉诸个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所以，尽管帕斯卡尔由于时代的关系，还常常表露出强调整体和普遍的倾向，但他的打赌的论证实际上已不自觉地把个人推到显要位置。
到了克尔恺郭尔的时代，克尔恺郭尔面对黑格尔的体系和日益侵夺个人的社会，更十分强烈和集中地表达了使宗教个人化，同时也高度精神化的倾向。
他强调，基督徒是自己使自己成为基督徒的，他认为：个人是基督教的决定性范畴，它于基督教的未来也是决定性的。
现代西方文明有两大传统和源流，一为古希腊，一为基督教。
近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两大传统的汇聚。
近代随着科学、理性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兴起，曾对统治欧洲上千年的基督教有过一次次猛烈的冲击，但其批判的锋芒与其说是针对上帝，不如说更多是针对教义和教会，是要使科学和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和国家从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但从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人们普遍地又一次对宗教发生怀疑，而且这次怀疑更为内在和深刻，它涉及的是宗教赖以存在的核心和本质——即上帝的问题。
尼采就是这一怀疑和否定上帝思潮的先驱者。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明确地宣告“上帝死了！”
在《快乐的知识》中，他借一个狂人之口说：上帝死了，是我们自己把他杀死的。
在尼采看来，上帝只是一个猜测而非一个实体，是人们发明出来用来反对和戕害生命的。
“上帝之死”
就意味着传统价值要全盘翻转，传统道德要整个倾覆。
尼采在20世纪开端的一年孤独地死去，而他的预言却似乎得到了证实：20世纪的西方世界是一个悲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的世界，而这一切也许在精神上都可以归因于——“上帝死了”
。
在此，我们选择四个20世纪西方很有影响的哲学家来略微观察一下：上帝对于现代人意味着什么。
他们是罗素（1872—1970）、维特根斯坦（1889—1951）、海德格尔（1889—1976）和萨特（1905—1980）。
前两位是分析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后两位则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
这四个人可以说大致分别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或者说主要探寻真理的确实性和主要关注人的问题的两大潮流），也分别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地域——欧陆和英美。
在哲学的内容和主题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比较接近，他们在学术上的追求相对于求善来说更注重求真，是要追求知识的确实性和可靠性，因而学术活动的领域多在认识论、逻辑学，对数学也有共同的兴趣，方法则主要是分析和批评。
而萨特则与海德格尔比较接近，他们主要探讨人生的整个状况和命运而非仅仅知识和真理的方面，因而活动的领域多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他们的方法主要是一种现象学的描述。
他们相互间也有个人方面的直接联系，维特根斯坦曾往英国切磋，求助于罗素，萨特曾往德国研讨过海德格尔的哲学。
从形式风格看，他们的关系又发生了一些交叉：萨特跟罗素更为接近一些，即他们都比另外两人更为外向，更积极地介入社会，思考和研究的领域要更为广阔，对社会的影响也要更大些，又都极其多产，文笔也生动有力，激扬跌宕；而维特根斯坦跟海德格尔较为接近，他们相对于前两人来说较内向和避世，思考的问题更为深沉，因而对思想界的影响要更大些，他们写得不是太多，文笔都极其凝练、含蓄、简洁、深刻。
他们四人各有各的特点，此仅从大处言之而约略归类。
但这四个人关于上帝的意见，在现代西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这四个现代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程度不同的无神论者（或者说是表面上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有的人身上实在说具有很深的宗教气质和情感），对上帝持一种非宗教，或至少非教会的观点。
罗素和萨特持一种比较激烈的怀疑和否定上帝的立场。
罗素主要从理性、科学的精神来批判宗教，在他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文中，他系统地驳斥了有关上帝存在的各种论证，如最初起因的论点、自然法则的论点、事先计划的论点、神明道德的论点、伸张正义的论点，认为宗教的基础不过是恐惧，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信条：上帝和永生，在科学中是找不到根据的，对上帝的信仰无助于人类达到幸福和道德。
萨特是这四人中最激烈的反上帝和反宗教者。
他主要从人的行动、实践的角度来批判宗教。
在戏剧《魔鬼与上帝》中，他使人与上帝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要么上帝存在，那么人就不存在；要么人存在，那么上帝就不存在。
结论是存在着的是人而不是上帝。
这样，人就必须负起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人就是绝对自由的，也是绝对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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