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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加缪的荒谬哲学和反抗哲学之间，是否有一种逻辑或者非逻辑的必然联系呢，在世界之荒谬、无根据和人类行为之正当根据之间，是否还可以有一种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完全偶然、可以分开的，还是这两者之间的确有一种也许是非逻辑的，但是仍然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些问题在加缪那里还是不明确的，确凿的是，加缪的全部创作是对陀思托耶夫斯基提出这一问题的一个尝试性回答：“如果上帝死了，人是否什么都可以做？”
加缪认为是不可以的。
这一否定的回答出自道德的理由。
人在道德上有不可以做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人要高尚仁爱或拘泥细节，加缪坚持着一种道德的底线，即人不可杀人。
这一思想看来是极其简单甚至肤浅、稀薄（thin）的，但正如沃尔泽所言，它又是“深得要领的”
。
人所造成的、人为的死人有个人的杀人，也有集体的杀人。
个别人的杀人虽然在任何社会里都会发生，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合法的（个人生命处在直接威胁中的自卫杀人不在此列）。
而以集体名义的杀人则可能成为“合法的”
，其中最大规模的“合法杀人”
就是战争，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战争。
“1905一代”
所经历的时代正是“战争的时代”
，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的时代，是无数外战和内战的时代。
战争和暴力被以各种理由试图合理化、合法化。
的确，加缪并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他在“二战”
时站在抵抗的第一线。
他的口号是“不做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
他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杀戮已变得合法化的世界上，这是一个“恐惧的世纪”
。
要使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应当改变它。
拒绝使杀戮合法化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乌托邦的看法。
要求使人们不再杀戮任何人完全是乌托邦，是空想，我们不会愚蠢到希望世界上不再有任何杀人的现象发生，但要求使杀戮不再合法化，这如果说是一种乌托邦，也是一种很低程度上的乌托邦。
我们不再能理智地希望要拯救一切，我们只能选择首先去拯救人们的身体，以使我们还可以保住未来。
这个问题是今天首要的政治问题，我们要确立一个朴实的政治思想，这种朴实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从企盼救世主降临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对各种人间天堂向往的政治思想。
如果说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还主要是考虑荒谬，考虑自杀的问题，那么，在《反抗者》中，则主要是考虑反抗的问题，考虑杀人的问题。
他说，现在重要的不是追溯事物的根源，而是弄清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应当如何行动。
在形而上学否定的时代，是思考自杀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时代，必须清理杀人的问题。
人是唯一会反抗、会拒绝现在的生活状态的生物，问题是要弄清，这种拒绝是否只会把他引向毁灭，一切反抗是否应当以替普遍的杀人进行辩解而结束。
当人把绝对的“不”
奉为神明的时候，他会杀人；当人高喊绝对的“是”
的时候，他也会杀人。
我们必须反抗，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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