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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后来的一篇英文文章中将其译为LabourSion，并解释道：“手脑相长的原则，逐步发展成了‘工学团’的概念。
‘工学团’似乎是个奇怪的术语，但他阐明了新教育的内容、方法及组织形式：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把教育的全部内容讲得清清楚楚。
而且，工、学、团的方法决定了教育的方法，教育不再是纯学术性的了。
最后，该术语还表明了组织的性质。
它比‘学校’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因为按传统观念来说，学校传授科学知识呱呱叫，但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劳动及合作。”
[53]
这个教育组织在1922年10月1日的成立仪式上只有24名小学年龄段的孩子，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户。
工学团的日常活动安排是这样的：孩子们有4—5节文化课，2—3节生产劳动课。
他们在老师和工匠们的帮助下自己建了三个工场，用来学习木工、编筐和织袜。
另外，学生还学习种菜、养蜂和养兔。
到1933年底工学团又在别处新设了分团，学员数量增至约300余人。
每个分团还附设了为当地农民和妇女开办的夜校，工学团总部还设有一个学前班。
随着这个教育项目的迅猛发展，缺乏教师的问题日益明显。
陶行知力图采用他发明的“小先生制”
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小孩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家人或周围不识字的人。
陶行知在《普及教育运动小史》中阐述了这个方案的基本思想：为何在广大民众中普及教育的努力至今总是失败？他的回答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了儿童的潜能和创造力。
只有儿童不仅当学生，而且还当先生，普及教育才能成功。
1934年1月底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小先生”
动员大会。
会后，全国各地都参照“山海模式”
建立起许多工学团并推行“小先生制”
。
[54]在中国，儿童严格地听从于成人的“纲常”
传统存在了几千年，因此，发现儿童的潜能以及发明“小先生制”
的确是一个创举。
校舍和经费匮乏也是一个问题。
经农民们同意，工学团可安顿在村户中。
陶行知通过向上海的银行贷款和提高自给能力——如建立了农场和生产销售合作社——来解决资金上的困难，并且取得了暂时的成功。
[55]然而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教育项目突然终止。
陶行知此时正在海外，因而没有亲历各个工学团的解散。
六、致力国难教育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华的入侵把国内的反抗运动迅速地推向**。
要求国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12月9日，学生在北京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目的是敦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劝告国民党政府改变绥靖政策。
两天后，文化界名人在上海召开救国大会。
陶行知当选为由35名成员组成的主席团成员之一。
大会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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