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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要求对教育实行全面改革，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尚很模糊。
教育改革需要这样的一种政治支持：它使得社会环境变为教育和社会状况有效地相互促进。
中国却缺乏这一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由于西方列强的存在，尤其是中国军阀混战所导致的四分五裂的政局之中。
军阀之间争权夺利造成的混乱笼罩着全国，使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
想在此时通过有效的政策改变陈旧的中国教育体制无异于天方夜谭。
军阀们不是没有能力支持教育改革，而是教育问题对他们而言并非当务之急。
对此，美国汉学家许华茨（BenjaminI.Schwartz）曾指出：“在中国这一时期那残酷无情和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势力与特权的掌握者，不是轻易能从他们对政治奴役的狭隘迷恋中被转移的。”
[20]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改革家们此时处在一种相反相成的境遇，既有“无奈”
又逢“机遇”
。
军阀对教育问题不关心却在事实上造成了社会舆论环境宽松，使教育改革家们有了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来大胆探讨教育体制问题及解决方案，甚至对各种创新设想进行小规模的实验。
但国家推动措施和经济界资金支持的缺失令他们无法彻底改变教育的困窘。
然而，陶行知却很乐观，对教育、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另有看法。
他在1924年一篇有关平民教育的报告中写道：“中国政治虽不统一，但教育是统一的。
我们深信统一的教育可以促成统一的国家。”
[21]
1919年4月30日，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杜威结束日本之行后来到中国。
他昔日的学生，今日中国顶尖高校的领衔教授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发出了邀请，并都前往上海迎接。
值此杜威作为客座教授开始了为期26个月的中国旅居。
杜威来华之前，他的教育哲学就已通过许多刊物为中国读者所知。
他在中国各地的演讲和报告立即被翻译出版。
在文人学者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中，他的哲学和教育学理论在中国得到热烈的追捧。
中国教育学者周谷平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时期，杜威的重要的教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地被译成中文。
如，《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教材》、《德育原理》、《思维术》、《教育上兴味与努力》、《明日之学校》、《教育科学之源泉》、《经验与教育》、《今日的教育》、《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等，其中一些更是作为示范院校和教育系（科）的教育学教科书及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被广泛使用。
杜威的许多教育论文也被翻译介绍过来。
当时的情形跟译日本书时一样，也是每一新说出，译者动辄数家，盛况空前。
此外，杜威的一些重要弟子和进步教育派的代表人物，如克伯屈、波特、康茨、帕克等人的重要著作。
……一时间，被认为是代表杜威主要教育观点的一些口号，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几乎成了教育界的口头禅。”
[22]
从1920年初到当年夏季，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客座教授，陶行知担任他的翻译。
杜威让中国教育改革家们深信：没有彻底的教育改革，中国就不可能现代化。
杜威返回美国后不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保罗·孟禄（PaulMonroe，1869—1947）于1921年9月来到中国。
他应“实际教育调查社”
之邀，调查中国学校体制。
陶行知早在美国期间就与孟禄有着比杜威更亲近的关系，甚至成为朋友。
[23]他协助孟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实地调查，并在1922年将调查结果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为书名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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