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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批判并没到达彻底“去陶化”
的地步，中共领导层也并没对陶行知做出正式的最终定论。
一来陶行知的政治和教育经历没有太多的把柄，使之被全盘否定；二来毛泽东1946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89]的赞誉与时下“反动派”
的贬损之间反差如此巨大，致使共产党也无法调和两者。
公开的辩论没能澄清意见分歧就陷入了僵局，而后以一种折中的结论宣告结束：陶行知在政治上属于进步力量，在教育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90]这种价值判断虽是非官方的，然而却一直流行至80年代伊始。
四、徒劳地试图重新评价
1956—1957年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运动是一个较为自由宽松的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激烈批评，也有人试图重新唤起对陶行知的怀念，改正那些不公正的苛责。
1956年10月16日陶行知诞辰六十五周年之际，《文汇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陈友松的文章，提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可以作为理论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作用。
[91]约四个月之后，《文汇报》又发表了梁忠义的文章，有保留地将陶行知的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进行剥离。
[92]最有勇气的当属原重庆社会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邓初民，他于1957年6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进行新的评价；后又在《人民教育》1957年第7期刊登的《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中进一步对此加以重申。
[93]此外，原晓庄师范学校的教员张宗麟（1899—1976）也在同期刊物上撰文支持邓初民的论点。
他认为，陶行知既不能与武训也不能与杜威相提并论，并因此而遭到贬低。
武训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陶行知则是为人民尽力。
杜威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而陶行知则一生都在为反抗帝国主义和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斗争。
他绝不是中国的杜威。
[94]
1958年初至1959年中期，中国企图打造政治和经济神话，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被称作“大跃进”
。
出于对建国初期照搬来的苏联社会和经济模式不满，政府于1958年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目的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在工业领域和新建立的人民公社里，每天都有难以置信的生产纪录被刷新。
当时的教育界也在寻求新的跃进：号召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95]贬责生搬硬套苏联教育经验的教育政策，褒扬战争时期的教育措施；告别统一的、规范的学校体制，尝试“多样化”
和“多元化”
。
比起凯洛夫教育学统治的时期，陶行知的教育学更加契合这种氛围。
因此，他发明的诸如“小先生制”
等办法被重新启用便不足为奇。
此外，1958年在陶行知的故乡安徽省还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史学研究会，二者都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评价”
展开了专题讨论。
讨论的情况可主要通过《安徽史学通讯》1958—1959年发表的15篇文章加以观察。
与过去批判陶行知的运动不同的是，这次在“大跃进”
时代开展的讨论更具分歧，也出现了一些类似1957年邓初民和张宗麟要求积极评价的见解。
[96]但就总体而言，绝对多数文章却依然说陶行知对1958年的教育改革并无可取之处。
例如，戴伯韬便认为：“近来，有不少人询问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产劳动教育和我们所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什么区别。
我在这个问题方面，发表一些意见，供大家评价。
……陶先生既不承认教育有阶级性，他办的生产教育不知不觉间为资产阶级服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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