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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的生产教育，和我们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97]
《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下半年停刊，有关陶行知生平和著作短暂的讨论也到此为止。
此后除了60年代初出版的少数几本中国教育史中还有零星的提及之外，陶行知的名字直到1979年都再没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
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
时期也出现过教育改革，其激进程度前所未有。
[98]陶行知所剩无几的一些学生和同事也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和迫害，销声匿迹，致使对陶行知教育遗产的公开讨论沉寂了十年之久。
五、恢复名誉和研究工作现状
在这种政治气候发生巨大转变的背景下，关于陶行知的讨论之火也再次点燃。
须养本和王思清合写的争鸣文章《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100]以20世纪50年代初的批判为基调，反对过高地评价陶行知，由此引发了1980—1982年间一场关于陶行知教育学的新论战。
在争论过程中，积极的正面评价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中共执政以来尚属首次。
[101]1981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可视为官方正式给予恢复名誉。
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参加了大会，称赞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
[102]
此后，国家做出极大努力使陶行知的名字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意识中，消除1951—1953年对他的诽谤。
设在晓庄师范学校的陶行知纪念馆“文革”
期间关闭，1980年3月15日在该校成立五十三周年之际重新开放。
接着在许多城市相继开放、扩建或新建了纪念场所。
在过去的十年中，以“行知”
命名的普通学校和职业教育机构的数量猛增，估计达二三十所。
1980年10月，三个陶行知会研究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和安徽率先成立。
此后到1993年，陶行知研究会如雨后春笋遍布二十省市，拥有约两万会员。
[103]为了协调和资助这些地方民间机构的工作，1985年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旨在促进教育科学和陶行知研究的发展。
在此期间，两种版本的《陶行知全集》分别于1984、1985年和1991年相继问世。
1991版的全集共10卷，约10000页，100多幅图片，可谓洋洋大观。
“文革”
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刊登的有关陶行知的报刊文章，比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总和还多。
其他一些有关陶行知的出版物也大量涌现，并带给人们一种印象：陶行知研究在中国的火爆程度，是对其他教育家的研究无法比拟的。
20世纪80年代取得的这些成果固然在数量上众多，不过绝大部分是个人对陶的回忆、原始资料汇编和陶行知著述的整理。
因此有理由认为：尽管数量可观，但这一时期对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学术研究在质量上尚处在较低的水平。
章开沅、唐文权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英文副标题为Afuciusafterfucius。
两位作者均为中国教育史教授和研究民国时期教育的专家，他们编撰的这本陶行知传记呈现出多种全新视角和批判性的解读，与大量其他的陶行知生平传略相比，更加发人玩味和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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