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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国外受教育的精英比例较小，也必须承认这一群体占据了战略性的位置。
例如1932年，国民党政府45个最高职位中，没有出国留学过的仅14个，而留日学生有18人，留美学生有6人，从法国、英国、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各一人，既在日本又在西方留过学的4人。
不过在1937年，在322名著名作家中，没有出国留学过的超过半数，在文学家中比例更大，在217人中有167人没出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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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在某些时候，国外的学历，尤其是美国的学历，确实能使人更易在中国的大学系统里得到任用，这自然也激起了强烈的妒忌心。
但是，把去国外学习看成是充当所去国利益的工具，却未免有些简单化了，周恩来就是一个可资证明的例子，他曾去日本、法国、苏联学习。
蒋经国（蒋介石之子）也是如此，他曾在苏联就学。
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往往出在曾去国外学习的人中。
另外，一些有势力的集团总是对那些曾去国外学习的人抱有强烈的戒心。
在战争期间，陈氏兄弟（即CC特务系统——编者）对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的不信任，不比留学归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在延安受到的怀疑差多少。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教育界已具规模，能够独立自主，也已具有自己的个性。
它已使自己成功地进入国际交流的潮流，又不为任何权威所左右。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它却有影响，它未能避开国共两党的对抗，尽管大多数教育团体在政治上实际持中间立场。
人民中国对旧教育的否定
在教育的领域里，中国的人民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清除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影响，认为这些影响使教育家及教育制度误入歧途。
在学校里组织的大规模批判，目标主要是英美的教学法，中国及欧洲的传统观念，这些传统观念主张知识独立于社会政治现实之外，还批判了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和西方、日本文化知识在教学大纲中所占的比重。
在1951年至1952年初，下达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将学校的管理权乃至整个教育制度的控制权，从教育家手中夺走，委之以党的机构。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积极推行苏联的教育模式。
于是中国又回到了仿效单一模式的老路，这与1900年至1905年间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种模式也与那时的一样，有着解放者的作用，促使人们与过去的实践决裂，从过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另创一个新体制。
这种模式也有统一的作用，那就是专政和集权，它取消地区差别，强调政治权威，传播单一的社会主义教义。
在教育这个领域里，1952年至1957年这一时期可以看成是20世纪头二十五年的延续。
在20世纪初，苏联制度是唯一没有机会在中国试验过的外国教育制度，因为它在20年代末才制定完毕，而国民党政府此时已中断与苏联的特殊联系，共产党人则退到了贫穷的乡村地区，无力推行苏联的模式。
尽管苏联模式受到上述攻击，但其影响还是经久不息。
事实上，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斯大林式的，后斯大林式的和前斯大林式的。
中国人相继从中汲取灵感。
在进行教育改革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批评斯大林模式的僵化，但即使在这个时候，用以证明这种做法合理的，也还是这一时期所宣传的赫鲁晓夫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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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旧调重弹时，对其来历都缄口不言，这样就可把它拔高。
至于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些思想，例如，怀疑考试乃至整个正规教育，由群众来教育学生，也可究其根源，追溯到苏联的教学法。
例如苏联革命初期的卢那察尔斯基教学法，舒尔茨教学法。
红卫兵本身可能对此茫然不知，但指导他们行动的年长者对此却极可能了若指掌。
在革命风暴暂时停息的1972年至1975年期间，也与先前的1961、1962年一样，试图恢复斯大林式的教育制度，只是不肯公开承认而已。
总之，在中国政府有意识的推动下，又重新开始对外国文化在思想政治上的影响感到害怕、持有戒心了。
他们并非真的认为外国影响是种重大威胁，而只是觉得这对国内政治斗争有用。
但是与以前一样，就在这时也不反对把外国的实践嫁接入中国教育的机体内，反苏运动只是成功地使从苏联引入的事物不再深孚众望，而没有把它们完全抛弃。
中国逐步贬低其教育引进的现象意味深长，这是它在20世纪后半期力量强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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