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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越是自信，就越没有理由害怕合作可能造成依赖。
在经过了1966至1971年批判一切外来文化影响的时期之后，中国又重返世界教育潮流。
由于有这段分离的经历，西方学术生活对中国重新发挥影响就更显得令人惊异。
这次分离诚可视为重陷中国士大夫之覆辙，因为除了某些有限的技术知识，一切外来事物在他们看来都对中国没有什么价值。
然而，这种全盘否定，是自上而下强加的。
知识阶层并没有真正感到有此必要，其结果只是使引进不露痕迹，对偏见也多为化解，而不是培养。
远在中国沦为现代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之前很久，中国人就已清楚地意识到采用外国文化实践所带来的依赖性会造成多大的危险。
这种警惕的基础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明的本质及价值的感受。
中国为何能比其他国家更为成功地将借鉴外国制度、模式的**拒之门外，确此警惕也是一个原因。
无论如何，中国把已有的引进真正掌握在手，使其能够有效地为国家的发展服务所需的时间，要比诸如日本这样的亚洲其他国家更为冗长。
[1]原载许美德：《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礼记》第16章第2段。
此书成书于公元1世纪，但所收篇章往往可追溯至更久远的年代。
[3]托玛斯（A.Thomas）：《北京传教史》第2卷，巴黎，路易·米肖版，1926年，第25页。
[4]谢和耐（J.Ger）：《中国与基督教》，巴黎，加米马尔版，1982年，第81页。
[5]托玛斯（A.Thomas）：《北京传教史》第1卷，巴黎，路易·米肖版，1926年，第321页。
[6]邓嗣禹（TengSsu-yu）：《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期刊》，1942年第7卷，第4期。
[7]托玛斯（A.Thomas）：《北京传教史》第2卷，巴黎，路易·米肖版，1926年，第24页、31页。
[8]托玛斯（A.Thomas）：《北京传教史》第2卷，巴黎，路易·米肖版，1926年，第86页、163页。
这些女孩中有些人是蒙古族人，但大部分是来自逃出北京的汉人基督教家庭。
[9]海厄特（I.T.Hyatt）：《1877年至1890年期间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善行的制度化》，马萨诸塞剑桥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论文集，1963年，第17卷，第77页。
[11]《教育世界》第9期，1901年9月。
[12]《教育世界》第20期，1902年2月。
[13]第一次对这些学校进行国家级的调查并公布学生的统计数字是在1935年，该统计指出，当时仍有101027所学校和1767014名学生。
现代小学教育的学生人数是1200万人，而1923年仅660万人。
[14]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1页。
[15]吴元礼（WuYuan-li）及罗伯特·希克斯（RobertSheeks）：《科学研究的组织、支持及中国大陆的发展》，纽约，派莱克蓝特版，1970年，文中俯拾皆是。
实藤惠秀（SaoKeishn）：《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国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16页。
[16]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22页、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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