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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外国模式的人对只采用一种模式会造成依赖于人的危险是从来也不缺乏理解的。
早在1901年,当时最热情提倡日本模式的罗振玉就已引用波兰俄国化、菲律宾美国化的事例,呼吁警惕外国文化在中国反客为主。
[11]他的朋友张元济也预言,如果教育方面的主动权不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中,人才就会外流。
[12]按照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政治家的看法,这种偏离的危险必须加以平衡,办法就是使教育直接成为国家的事业,全部由中国人管理,全部用中文讲授,各类文科学科均以中国学问为基础,以及必须在学校灌输一种当时名曰“国粹”
的民族意识。
对于这种民族意识的内涵,看法各有千秋,某些人认为它意味着对帝国当局的服从,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经过更新的孔孟之道,更有一些人将它看成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
然而,在当时,基本上还是根据政治上是否忠于国家利益来判断是否偏离的。
甚至那些把国家利益同国家的规章视为一体的人也是如此。
在这种关于国家利益的想法下面所隐藏的,并不是对传统的道德和社会价值的盲目坚持,而是对国家的现状和性质的充分认识和理解。
这与早年呼吁学者们对文化上的变化采取中体西用的态度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早先的那种说法,“中国的学问”
等同于儒学,无论在学习方面,还是在接受价值方面,都必须维持它的“核心”
地位(此即“体”
),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则被造就成一种用于实际目的的补充物(此即“用”
)。
采用一种模式就好比使用一个镜框,在某种情况下镜框里的内容是可以修改的。
日本的模式对此极为适合,因为它本身就是被送来应付困难的,而这种困难与中国此时所面临的正好相同。
因而,就可将日本的祭祀及天皇的祭礼移开,换上中国的祭礼,必要时还可换上天子的祭礼。
美国模式在1922年刚被采用时所受到的攻击,要比日本模式猛烈得多,矛头所指恰是有关民族文化传统在新的教育内部的地位问题。
美国模式提倡教育脱离政治而独立,它的理想在于使个人的个性能够不受干扰地发展,而就是这点使它受到谴责,说是背离了中国的文化及中国的需要。
美国教育方式的罪名在于它要摧毁社会的传统,而这传统正是数百年来天下得以统一的支柱,其实质是要巩固加强整体观念和对国家的感情。
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文化偏离危险的,正是那些主张引进外国的制度和实践的人,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在政治上屈从于外国的利益,使民族独立自主遭到破坏,因而他们并不急于去注意那些因采用外国模式而造成的与政治、社会的分歧。
由于新式教育在人力、物力上的耗费比传统的文人教育多,又多是集体教育而不是个别传授,因而它的机构就多设在重要城市,在中国中部、东部的繁荣地区的发展也较快。
现代精英人士的城市化及其在地理分布上的集中,与传统社会中知识阶层分布较为平均,与地方农村实体联系较为密切,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后者所推行的制度在学习上注重书本,较少留意学生,所采用的按地区分配中试名额的做法及一些行政规定则有助于在较为广阔的范围里网罗人才,并使之较难与乡村分离。
现代学校所培养的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不仅像五四时代的学生那样与农民颇有隔阂,而且与传统的权贵也格格不入。
在广大农村、中等城镇,甚至大城市的重要部门,这些权贵仍在继续不断地监视着日常生活。
这些分歧使地方上的军阀割据更易出现,它们在1912年君主制度倒台后,又开始重整旗鼓。
这种教育制度助长了社会、政治的分裂,由于它从来不是完全按照某种单一的模式设计的,除了少数学校外,教育质量也从未达到其模仿对象的水平,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
官方的法规、教育家的期望与现实的学校事务常常不能一致。
总的说来,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前,教育精神是刻板、专制的,但也有些成效,学会了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课程设置——主要取自英美而不是日本。
另一方面,独裁精神往往与日本式的实践很少联系,与坚持传统的教育方法则颇为有关。
初等教育尽管在名词术语上有了一些变化,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调整,但仍继续由传统的方法进行。
众多的儿童就学的仍是私塾,他们在那儿背诵老式课本,学习四书五经。
[13]在中学、大学,这种教育方法也屡有发现,这些学校的课程是根据官方的命令设置的,它们的师资缺乏训练,尤以理科为甚,设备也很少。
这样,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拘泥于形式、咬文嚼字、纯理论的教育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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