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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上海也照办。
有的省会还建立了官办的学校,为外交准备所需的行政人员,也建立了几所不同的技术学校,为海军、陆军的现代化计划以及电信系统、采矿、冶金工业的发展培训必要的骨干力量。
到1893年,已有22所专门教授西方学问的各类专业的学校。
此外,还必须加上1872年开始实行的派遣人员出国的制度,清政府安排了数批经过精选的中国学生去美国、法国、英国及德国接受全面的或部分的训练。
但直至1894年中日战争,派往海外的学生总数不会超过300人。
为了确保学生对祖国的忠诚,这些机构行事极为谨慎。
其中有的强令学生通过严格考试,有的则只在更忠于统治王朝的八旗子弟中招募。
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迫使学生接受大量的做古文和读经书的传统教育。
1881年中国政府突然决定结束年轻的留美学生的游学生涯,正是因为害怕他们会美国化。
更有甚者,只有经过仔细圈定的机构部门才可利用这些外来的知识。
那些毕业于新式学校、具有政府官员头衔的人实际上也只能得到技术性的任命,而不能获得政治上负责的职位,这些职位是保留给传统教育制度所培养出来的人员的。
因而,由这些官方机构所承担的西方教育只是传统教育的附庸,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被接纳进整个教育体制,也没有起到替代旧教育制度的任何作用。
创建新式学校的想法,源于17世纪初以来中国士大夫所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则,那就是应该而且可能区分有益的和有害的外国文化,也就是只能在一种特殊的教育制度下有效地学习外国文化中有用的部分。
在这些学校里不能进行宗教宣传,外国教师由中国当局任命,并受他们的监督。
但是,新式学校的教育方法仍比传统教学更有生气,学习的过程也是如此,被更仔细地分成各个级别,还加设了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各类练习及实际工作。
一个兼具统一和解放作用的模式
由于官办学校的发展,也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活动扩展所引起的流血的民众暴动,传教士们开始更加重视教育活动,并在课程设置上加大了普通知识及科技训练的比例。
这在1870年天津教案后尤为明显。
新教的教会学校所拥有的学生在1877年为600人,到1890年,其在学人数便达16836人。
[9]天主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在此时更达25000人。
高等教育机构也设立了。
开设这类机构,首先是因为需要传教的人。
1843年设立了一个大型的耶稣会神学院,1858年又对其进行了改组。
山东登州的新教的神学院则建于1864年。
但到19世纪80年代,教育目的更为一般的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也出现了。
描述欧洲教育制度的专家的研究著作也出版了。
这类著作中的第一本,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本,是1873年出版的《德国学校考略》,作者是著名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恩斯特·法贝尔博士)。
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在此书前言中作了这样的评论:普鲁士最近的军事胜利应归功于其士兵所受的教育,它鼓励他们为理想和原则而战。
该书强调义务教育及在全国各地开办大量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的重要性。
1880—1882年间,中国政府委派北京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马丁)出访七国,收集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方面的资料。
1888年他的研究成果《西学考略》在北京出版,成为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中国当局派他出国一事说明,他们总的说来还是关心直接从外国思想的发源地获取情报的。
清朝政府在镇压1850年至1872年间一直使他们头痛不已的大规模起义时历经艰难,在抵御外国军队的威胁时表现得无能为力,而列强对中国的边界和领土的要求又日益增长,这使许多中国官员、学者明白了中国内部的虚弱。
他们试图探求外国力量的奥秘,弄清它的基础、手段及运用时的复杂程度。
这种探求由于失败后的极度痛苦而增长,由于1894—1895年日本胜利的刺激而加剧。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再把外国的教育看作仅仅是各类知识的简单汇合,也不再认为只有经过实用的选择才能把某些知识引进中国,而是把外国的教育视为一种培养国家需要的大批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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