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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说法，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正在更为明显地与外国的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因为侵略军正是在他们中间招募人员，外国的公使馆也在不断地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干预。
远在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见解传入中国之前很久，中国士大夫所撰写的小册子便已将宗教宣传与贩毒联系起来了。
他们这样写道：传教士所乘载的正是将毒品运送至中国的船只。
传教士要为这双料的毒品负责。
这样，传教士最初想要促进教育的尝试，就被中国士大夫中的多数所全盘否定了，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在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条约的一种反应。
这些条约从1844年起开始保证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的行动自由，从1858年起更扩展到全国。
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都坚持认为，凡属外国进口之物都是邪恶的。
由于在才智和政治方面，中国传统对外来文化特别持有戒心的所在正是教育，教育交流的进程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然而，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及其幕僚由于迫切需要处理与外国政府的政治关系，就承认了某些蛮人传入中国的知识的实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吸引他们的很少是传教士学校里的教学计划，较多的倒是某些外国人所采用的手段方法。
这些外国人对汉语颇能掌握、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对与中国有关的所有数据也在有条不紊地收集，这使他们的政府在与中国政府交往时颇为受益。
中国士大夫所要仿效的，正是这种实践活动。
这样，他们就去收集一些有关蛮人的情况。
在与蛮人打交道时，要想占上风，并进而控制他们，就应当具备这些知识。
他们认为：为了摆脱外来控制，应该把这种科学的知识从其总体内容中分离出来并进而加以掌握，而这是切实可行的。
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所做的努力，就可说明这种态度。
他搜求有关西方政治、技术活动的情报，将其翻译、出版，并加以利用。
这种努力导致教育的发展从此分道扬镳。
一种教育仍是学习传统课程，除此之外也增加一些新的学科内容，主要是外语及各类科学知识。
这种做法只是知识性好奇心的扩大，与传统的做法在门类上并无多大区别。
以前中国的士大夫正是一方面准备接受官方的严格的科举考试，一方面从事哲学、医学或其他学科的新成果的探究。
另一种教育则是设立一些专门学校，其所组织的学习与一般的大相径庭，旨在教授一些新的专门知识。
历史学家们很少注意第一种教育的发展。
它们只是在1860—1870年以后才慢慢地得到巩固，与传教士及中国作者的西文译介工作成比例地同时并进。
最好的书院在其计划中引入了现代的学科，例如，创建于1884年的江苏省江阴县的南菁书院以及华北地区直隶省保定府的莲池书院，南菁书院还附设了一所天文台。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老少学者所写下的日记也可证明。
他们与友人、同僚，就外来的学科进行了广泛的阅读讨论。
他们的信息大多取自书报，很少通过与在华的外国人接触而得到。
对某些政府涉外机构的雇员及在地方高级官员幕府工作的学者来说，与外国人接触确实不失为一个消息来源，但总的说来，其他的人对这种接触并不热衷。
这样，通过各人的阅读，外部世界的知识便在各省的知识阶层中广为流传。
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汲取了欧洲的政治和科学思想，这为1894—1898年突然爆发的政治改革做了准备。
另一方面，旨在教授西方文化知识的专门学校的发展更令人瞩目。
第一所这类的学校是1861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语言学院——“同文馆”
，创办目的在于培养翻译人员。
因为1858年的条约规定，中国当局在与英国政府的代表打交道时必须使用英语。
1863年，广东、上海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
1867年，北京的同文馆增设了科学课程，然后又增加了翻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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