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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肯定,在最初的17、18世纪传教时期,教育交流的潮流多由中国流向欧洲。
经过书面考试的竞争再行录取文职人员,已是西方各国有关现代教育制度的设想的中心,追根溯源,这种制度就是来自中华帝国。
[6]中国的教育实践终此阶段也无甚变化,但是,用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知识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造成了以后中国对外教育交流过程中不断反复出现的两种思想的形成。
一种思想认为:来自其他文明的影响,有造成道德感淡薄、政治上又受人控制的危险;另一种思想则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对其他的文明作一区别,将经过事先审定、认为可以丰富中国文明的成分有选择地吸收过来。
之所以存在这两种相联并存的思想,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及凝聚力,深信这个文化正是中华帝国存在、统一的基础。
用传教士让人改变信仰的态度来解释这种不信任及防卫性的反应,理由是否充分?中国人早先与阿拉伯文化、草原地区文化等其他文明接触时,很少表现出偏见或高度的冷淡、轻蔑。
传教士们咄咄逼人的态度并不使中国的士大夫震惊,也并不是所有的士大夫都是有此表现的,令他们震惊的是欧洲基督教文明企图一统天下的雄心,他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文化看成为唯一能够控制、维持世界的文化。
从明朝起,他们就已确立新儒学的权威,把它当成首要的思想体系,用于科举考试并使之制度化。
到了清朝,更为变本加厉。
这样的环境对知识分子的灵活应变,是不太有利的。
天主教的传教士在17、18世纪就已把当时欧洲知识阶层的知识结构情况展现于中国士大夫面前,但关于欧洲教育实践的确切消息却姗姗来迟,未为中国所闻,一直要到很晚,外国传教士,首先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创办学校时,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1786年,遣使会的修士率先在北京设立了一所神学院,在此以后,传教士们又在北京以及别处的一些乡镇开设了一些男校。
[7]1805年,它们被迫关闭,那所神学院也在1820年关闭了。
但到1835年又东山再起。
这次,女生也能就学,按照此时中国人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创举。
到1837年,地处长城外,在现在张家口市附近的西湾子村的学校里,8岁至16岁的女学生已达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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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天主教的样板相比,新教的传教士显得落后。
他们的教育活动并不是在1807年伦敦会差会的马礼逊(罗伯特·莫里森)来华宣传福音时即行开始,而是要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他们的第一所男校于1842年开设于香港,第一所女校则于1844年开设于宁波。
这些最早的学校不论其宗旨如何,总是从外国移入中国的。
传教士开设这些机构,并不是应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家庭或中国教士之请,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工作需要。
天主教在中国人敏感的问题上小心翼翼,不去触犯,将女子教育委托给妇女或年事较高的教师,但他们建校的目的并不是向中国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而是想要移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及思想态度。
传教士们想要进行的是一场道德、精神的改造。
这些学校的教育就是以此为核心的。
除此之外,也还设有英语、算术等初级课程。
但在天主教办的学校里只教汉语,拉丁文课是为那些未来的修士保留的。
在以后,尤其是1870年以后,他们确是十分努力地编制教学计划,使教学内容更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的实际需要。
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初期还是罪不容恕的,因为他们竟企图使青年脱离原有的思想道德体系,在士大夫心目中,这正是中国人国民性的所在。
这对传教士活动的影响的扩展是一个严重的阻碍,在教育活动方面尤为明显。
从教区学校便可略见一斑。
起初,外国教育是作为一种传播知识的渠道出现的,它们受到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愤怒反对,因为这种知识既无用处,事实上又于人有害。
首当其冲的是这些学校所宣扬的宗教、道德学说,以后又殃及其所为的一切。
批评的论点最早在十七世纪便已提出,这时又旧话重提,还掺杂进了新的主题。
士大夫对宗教上的离异做法恨之入骨,认为轻信、软弱的群众相信旁门邪说、参加造反叛逆均是它的罪恶所致。
由于太平天国造反者的意识形态,有一部分来自基督教,这种情感就更为强烈。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教的传教士们对此是能够主动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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