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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于是国民学校与群众业余大学中的实施国民教育就成为文化部长的根本职责。
他想把培育现代的共有经济与领导人材结合起来。
公民思想和国民经济思想，民主与社会情感是他的教育目标……他的教育途径是：一方面在少年儿童养育中和普通学校中，另一方面在标准学校之中以民族性为本增强个性化。”
[237]
陶行知在报导的结尾也假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向日本发出警告，因为日本早在“一战”
开始之前就要求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和领地，而此时企图利用正在进行的巴黎和会实现其目的：“我们大家知道，普露士的教育是最重军国民主义的阶级制度的，这回大战把这种教育制度都打破了。
最重军国民主义的阶级制度的学校，一变为平民的共和的学校，岂不是世界的一个大大的幸福么？现在这军国阶级主义的祸根，既然为一阵狂风拔得干干净净，我很希望他在东亚的祸根，不就也就要凋落了；我更希望当这军国、阶级两主义凋落的时候，那抄袭德国精神的国家也能回心转意，培植那平民主义的教育，使他能够开花结果，为东亚放一异彩。”
[238]
陶行知对德国教育的兴趣很可能是由他的美国导师暨好友保罗·孟禄所引发。
孟禄与德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求学时代，他在那里研修德国历史、哲学和教育学，使之对德国的学校体制了如指掌。
后来，他一直都在通过与德国教育家的合作维系着与德国的联系；例如，他与波恩教育研究院的教育学与心理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施耐德（Friedrieider，1881—1974）[239]共同主编采用三种语言的《国际教育科学杂志》。
[240]孟禄是美国首位教育史教授，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在许多国家（主要是德国）取得的丰富经验不断地影响着这个学科的后续发展。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每个学期都选修孟禄的课程，[241]他对德国的兴趣或许由此而来。
孟禄曾多次访华（1913年，1921—1922年，1928年，1941年），特别是在1921至1922年历时4个月考察中，他与中国教育官员和教育家们探讨了中国的学校中存在的问题，其间经常列举德国的例子来支撑他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
例如，他以德国改革后的专业技术学校、以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为基础的德国职业学校、德国实行的语言课教学方法等为例，奉劝中国同行对专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和传统教学方法进行革新。
[242]
另一位陶行知的启发者是其友人、20世纪前30年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蔡元培（1868—1940）。
此前已有许多中外学者对蔡元培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和他与德国的关系挥洒了大量笔墨。
[243]在谈到德国对蔡元培的影响时，几乎所有的作品除了指出他在柏林和莱比锡留学外，都会提及到他1909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SystemderEthik），尽管他是从日文的删节译本转译成中文。
[244]但很少有人关心，由蔡元培翻译的这部包尔生的著作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哪些启迪，例如，对鲁迅和毛泽东。
后者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在他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1871～1920）推荐下阅读过此书，并在书上做了大量有趣的眉批和边注。
[245]
陶行知常使用的“试验主义”
这个概念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德国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学科方向，例如，由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克纳（GustavTheodorFeer，1801—1887）和威廉·冯特（WilhelmWundt，1832—1920）创立的“实验心理学”
及“实验美学”
；特别是由恩斯特·梅伊曼（ErnstMeumann，1862—1915）和威廉·奥古斯特·拉伊（WilhelmAugustLay，1862—1926）奠基的“实验教育学”
。
蔡元培注意了这些发展和概念，并在许多的著述中提及或介绍，从而使中国的教育改革家们有所了解。
[246]然而这并不是蔡元培与陶行知亲密关系的唯一旁证。
更令人信服的证明是陶行知创建并领导的晓庄师范学校，蔡元培作为校董会的董事长多次到校讲话和讲课，并亲笔为学校礼堂题写了“犁宫”
的牌匾。
[247]
陶行知的目光并不仅局限在德国教育上，而也投向了德国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
他的著作中还有多处提及或摘引了德国各界名人，诸如：马丁·路德、康德、尼采、歌德、马克思、拉萨尔、杜里舒、爱因斯坦、葛利克、威廉二世、希特勒、格林、克虏伯、富特文格勒，等等。
[248]陶行知对德国精神生活的涉猎证实了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的综述。
傅吾康本人于1937—1945年在中国从事文化工作，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概括了德国对中国产生的多方面的思想影响，以及经日本转道传入中国的特别路径：“一些德国19世纪的思潮也影响了中国，而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关。
从五四运动前后，直到30年代充斥着一种对德国精神生活中各种动向的极大兴趣，旨在克服传统的偏见和传统的思想构架，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
而这些影响也是经日本传入，德国著作的中文翻译大都不是根据德文原文，而是依据其日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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