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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写道：“那好的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必定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
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
科学家就是教员。
’[232]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
[233]
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一文中，陶行知试图阐明教育实验的意义和必要性，并以赫尔巴特、福禄贝尔和裴斯泰洛齐为例指出，他们的实验对过去200年间教育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此外，他还以德国文化史为鉴，号召大力尝试来自异域的各种新方法，以使中国教育洗心革面。
为支持自己的论证，他重新以意译加注解方式引述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包尔生（Friedri，1846—1908）的文化史观：“柏林大学保尔生曰：德国中世纪以前，狉狉榛榛，等于化外之民。
及拉丁文输自罗马，民情一变。
既而文化北渐，蕴成宗教变革，而民德又一进，是德人再得力于拉丁民族也。
当十七世纪，法国礼乐艺术最盛，德人见异思迁，其贵族咸能以说法语为荣。
及十八世纪，大风烈铁骑帝（FriedrichtheGreat）又定发文为学校必修科，并聘法人为高级教师。
其学于法人也，可谓勤矣！
此外，于英吉利及希腊之文化，皆无所不吸收。
此德人师天下之期也。
迨至十八世纪之处，哈里大学与郭听斯堡大学相继而兴，皆以宣扬试验精神为务。
其后赫尔巴耳忒与福禄伯诸贤，先后辈出，凡所建树，皆根本于试验。
虽执政者屡加干预，而其教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不数十年而弟子几遍国中。
至十八世纪末叶，复与国家主义会合，以国家主义定目的，试验主义定方法，相演相成，用著大效。
此后言教育者多宗德人。
故十九世纪以前，德人师天下；十九世纪以后，天下师德人。
试验主义实与有力焉！”
[234]
显然，陶行知感到这段话极具妙用，致使他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和《智育大纲》两篇文章中稍作修改反复引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汇编论文集《中国教育的改造》时有意地删去了这段话。
在该文集的前言中，他说明了删节的真实意图，即想借此表明自己思想的彻底转变：“这本书代表我在中国教育里抹黑路所见着的几线光明。
……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
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
[235]
此前，他曾十分用心地关注当时德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对其动态有着惊人的了解。
就在1919年3月，普鲁士文化部长康拉德·赫尼禧（KonradH?nisch，1876—1925）刚刚上任仅数月，陶行知即写出了《普露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
他在文中既全面又详细地报导了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教育改革要求，包括（一）关于教育宗旨上的改革；（二）关于教育行政上的改革；（三）关于学校组织上的改革；（四）关于教员上的改革；（五）关于课程上的改革；（六）关于社会教育上的改革。
我们对赫尼禧的基本构想略加一瞥，即会发现与陶行知的诉求基本吻合，因此，陶行知为普鲁士采取的新教育措施感到欢欣鼓舞也就不足为奇了。
赫尼禧的设想大体如下：“他试图按照那些关键的学校改革家们（具有社会主义改革者的鲜明特色）的要求，重新塑造普鲁士的教育体制。
从文化政策上，他希望将劳工大众融入总体文化之中，将“埃森”
与“魏玛”
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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