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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除去一些对陶行知的基督教观零星的涉及，[224]至今尚未深入地探讨，所以，对此进行详细缜密的考证分析是陶行知研究亟待开发的课题。
二、陶行知与德国
（一）对德国哲学和教育学思想财富的吸纳
从本文第三章的陈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国和国际的陶行知研究中，有大量的关于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以及他接受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学术探讨。
与此同时也可发现，欧洲文化思想财富对陶行知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德国哲学与教育学也曾给予他丰富多样的启迪。
虽然休伯特·布朗在其研究中对此有所涉及，但仅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
[225]陶行知的著述中含有相当多的示意，表明他对德国的强烈兴趣。
这些示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对大量零落的线索进行梳理，利用这些马赛克散片拼嵌出陶行知心目中大概的德国形象。
陶行知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德国教育学。
1917—1919年，他刚从美国回国不久，便力图在南京高等师范凭借西方的教育理论改进中国落后的教学方法。
为了阐明自己在教育学、方法论和教学法方面的思考，陶行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对西方的，尤其是对德国教育学的赞佩之情跃然纸上。
陶行知在《教育研究法》（原是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上的讲演）一文中激励教育界同仁，以裴斯泰洛齐（1746—1827）[226]和福禄贝尔（1782—1852）为榜样，创造性的发展教育科学。
他言道：“尝观世界大教育家，如白斯达罗齐、福禄伯等之伟功盛业，无不在试验，无不在发明。
故鄙人深愿本会为试验之先河，为发明之鼻祖。
吾尤愿诸君为白斯达罗齐、为福禄伯，为条魏，为曹郎达。”
[227]
在《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和《新教育》两篇文章中，他再度激励道：
“裴斯塔洛齐之研究教授法也，则考察其子而得之。
……福禄伯之设幼稚园，则由爱玩天物而创之，以爱玩天物者移之于童稚。
然其初始，亦屡遭政府之非难阻止，而其制终获大行于世。”
[228]
“要有信仰心。
认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事，而且不是一时的，是永久有益于世的。
不但大学校高等学校如此，即使小学校也是大有可为的。
夫勒培尔研究小学教育，得称为大教育家。
做小学教师的，人人有夫氏的地位，也有他的能力；止须承认，去干就能成功。”
[229]
在《新教育》和小品文《试验教育的实施》中，他对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1841）提出了一些批评。
赫尔巴特教育学早在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在一段时间内曾对中国的中小学课堂教学产生过重大影响。
[230]陶行知认为，由赫尔巴特提出的、并经他的信徒们延展的所谓“五段教学法”
（亦称“五段教授”
：预备—提示—联想—总括—应用）“过于偏重形式”
，“不大适用”
，既而主张用杜威的“五步思维法”
（暗示—问题—假设—推理—验证）来取代。
[231]
在教育小品文《教学合一》中，陶行知草拟出其教学方法的构想，并在后来拓展为“教做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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