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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贝克尔与他的三位欧洲同事在提交国联的述职报告中共同呼吁中国官员和教育工作者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考察团成员认为，中国拥有悠久历史和4—5亿人口，代表着人类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一个民族只有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意味着，自己先要醒悟。
因此，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仿效的问题，而是适应和创新的问题。
美国与欧洲文化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文化影响欧洲的不断发展那样，不应该起其他作用。
[217]
倘若贝克尔认识同样也是哥大学师范学院培养出的教育家陶行知，并了解陶那些与他的述职报告中提出的批评大相径庭的教育改革举措的话，他针对哥大师范学院的责难或许会是另一番措辞。
而他回到德国后确实做了一些微妙的更正，1932年7月他在威廉皇家协会所做的题为“从北京到大马士革”
演讲中，将昔日的批评通过如下表述加以修正：“我旅途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几千万充满活力的亚洲人正在反抗按照美国模式对世界规范化，或者至少通过对强行闯入的精神舶来品进行兼容和改造来拯救他们的精神自主性，就像近东地区曾经面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那样。”
[218]
与贝克尔相反，杜威与陶行知有直接联系，而与莱希维恩只有间接关联。
虽然在德国教学法研究中有关于莱希维恩的“意图教学法”
（Vorhaben）与美国杜威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
（Proje）对照分析，[219]但是迄今尚未“澄清莱希维恩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了杜威的思路。”
[220]只有马堡市莱希维恩档案馆的前馆长、莱希维恩传记的作者乌尔里希·阿穆隆（Ullrig）博士给出了一则唯一较具体的提示：“莱希维恩很可能在19261927年的美国之行中注意到了约翰·杜威在他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创立的“设计教学法”
。
但由于缺少各种证据，这仅是猜测。”
[221]
与莱希维恩和陶行知都相关的人物还有两位莱希维恩关于中国著作的中文翻译者：吴宓（1894—1978）和何炳松（1890—1946）。
陶行知与吴宓熟识已久，两人从1921—1923年同在南京的一所大学分别担任教育学和文学教授。
何炳松则如陶行知自己所称，是一位“老朋友”
。
[222]何炳松1935年在上海出版译著时，陶行知也已在上海从事了四年的撰稿工作。
由此可以推断，陶氏很可能对莱氏著作的中文版略有所闻。
何炳松与陶行知同年同日同于上海逝世。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惊人发现：莱希维恩出生的小镇“巴特埃姆斯”
（BadEms）作为一个计划前往的目的地赫然出现在陶行知在德国行程安排之中，尽管最终未能成行。
如上面所提到，陶行知虽有可能知道莱希维恩关于中国的著作，除此之外，对这位正在柏林远郊的乡村教师一无所知，所以他要去巴特埃姆斯不太可能与莱希维恩相关。
巴特埃姆斯虽然是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但鉴于陶行知的政治使命，去那里疗养或游览名胜也是难以想象的。
为何陶行知要造访这个不起眼的、也无中国侨民的小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谜团。
同样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陶行知原本还选择了游历巴特埃姆斯附近的一个火山湖“拉赫湖”
（LaacherSee）。
我们无法想象，他只为领略美景和地质奇观前往此地。
但完全可以想象，其意图可能是去参观拉赫湖畔著名的玛利亚·拉赫修道院，因为陶行知所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是在西式教会学校，因此他熟悉基督教，而且可能了解这所本笃会教堂的历史及其对欧洲国家文化的意义。
由此可以推断，陶行知对本笃会修士著名的拉丁语箴言“祈祷与劳作”
（oraetlabora）并不陌生，其含义在某些方面与陶行知的提出的教学原则“在劳力上劳心”
极其相似，可谓异曲同工。
[223]借此线索还应指出，关于“基督教对陶行知人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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