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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外国友人圈子中也有一些德国人，他们由于不同的原因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旅居中国。
例如，有一位流亡的德国犹太医生于1940年应陶行知私人邀请携夫人来到育才学校，为学生进行了两天的体检，还在与孩子们的交谈中强烈地谴责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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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德国友人是卫西琴（Alfred，1880—约1945，又名卫中、傅有任），他是一名音乐教育家，与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Ravel，1875—1937）和意大利女医生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Montessori，1870—1952）私交甚笃，并于1920年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蒙台梭利学校。
[251]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结束了与梁漱溟的合作后从广州来到上海，以充当美国《密勒氏评论报》[252]的自由撰稿人为生。
他与陶行知很可能是这个时期结识，因当时陶行知也恰在上海为《申报》撰稿。
陶行知本人曾两次在文章中披露了一则逸闻趣事：他决定第二次将名字由“知行”
改为“行知”
是采纳了卫西琴的建议。
他1934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以视为对改名原因公开的、正式的解释：“改名！
我久有此意了。
在二十三年去，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
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那时以后，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我‘行知吾师’。
我很乐意接受。
自去年以来，德国朋友卫中先生，即傅有任先生，每每喜欢喊我‘行知’。
他说：中国人如果懂得‘行知’的道理而放弃‘知行’的传统思想，才有希望。
……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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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西琴似乎谙熟儒家理学思想，对王阳明“知行合一”
学说有着与陶行知相似的理解。
这一推断可从其1914年在中国发表的论文《中国教育议》中找到依据。
[254]该文由著名的儒家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1853—1921）译成中文，文中主张新式教育应将西方的心理学、教育学与传统的儒家伦理学相互融合，力争将儒家教育学说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成己”
与蒙台梭利的核心概念“自主能力”
合二为一，其理由是：“僕察中国之民性，固不必借径于欧洲之旧法教育，凡学必由心识而后为躬行。
但用蒙氏之教育术，自可立致知行合一之妙，本于由成己者而为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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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严复对于卫西琴的奇思妙想虽持怀疑，但还是在他写的序言中善意地随声附和道：“卫西琴倡成己之说，以破仿效兴自由。
谓教育之道，首官觉以达神明，以合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真今日无弃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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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德国犹太医生及卫西琴的交往之外，在陶行知的笔记本中还出现下列德国人的姓名及在华或德国地址：[257]
KurtRosenfeld（注：库尔特·罗森菲尔德博士，1877—1943，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早期领导人之一，因担任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辩护律师而闻名。
因是犹太裔，1934年被迫流亡美国，在纽约从事律师职业直至去世）；
&Kornfeld（注：恩斯特·科恩菲尔德，陶行知1936年访美时，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旧金山市可能从事与工会有关的工作）；
M.Fuchs（注：M·富克斯及德国柏林的地址，此外暂无其他个人信息）；
IngebSchultz（注：英格博格·舒尔茨及在华地址，此外暂无其他个人信息）；
AnnaWang（注：德文名Aens；中文名王安娜，博士，1908—1989，原德中友协名誉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家王炳南的前妻；1973年在德国汉堡出版了《我为毛泽东而战斗——一位德国妇女的中国革命经历》一书）；
RuthWeiss（注：中文名魏璐诗，出生于奥地利犹太家庭，自30年代起长期旅居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多家中国大陆出版的德文刊物担任编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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