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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乡村生活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160]因此，他有针对性地将其乡村教育实验的重点放在了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上，并在社会、学校和家庭三个层面同时推行该教育计划。
梁漱溟是一个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家和批评家，而且没有留洋的经历。
他制定的乡村重建方略是出于另一种视角。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采纳并深化了梁启超批评西方利欲熏心和迷信机械之文明的观点。
在他看来，中国人把个人需求和欲望适从于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必需的传统才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更高形式，而这恰是西方将“利欲”
推向极致的文明所无法企及的。
[161]因此，他认为冷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并且声称克服危机的关键在于重新振兴民族文化。
依照这个思路，他在改革计划中掺入许多源于中国传统伦理和组织形式的元素。
例如，北宋时期的一种建立在道德义务基础上的村民自治自助的“乡约”
制度，在梁漱溟的实验中又被启用。
[162]他建立了许多乡村学校，将其作为农村公共生活的中心，同时还兼具教育机构和村镇管理机构的职能。
休伯特·布朗（HubertO.Brown）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获得哲学、教育学三个博士学衔，专攻中国教育思想史，采用比较的方法继续研究陶行知。
他从文化传递的视点将“陶行知个案”
置于放大镜下，力图以其论文《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163]来深化美国迄今对陶行知研究中的一些见解，如孔斐力和基南。
他以陶行知为例，探讨民国时期深受美国“进步主义教育”
影响的中国教育改革，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
——当时中国的改革奋斗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与美国进步主义相一致？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国这场教育改革运动以及陶行知晓庄教育实验的失败？
——陶行知的想法和做法与杜威的创意和理论有多少一致性和区别？
通过对陶行知的改革设想细节的考察，发现其中不仅是吸取了杜威的理论——即便形式有所变换——还有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以及对其他一些西方思想财富的接纳，如基督教、德国哲学和教育学，[164]布朗最终得出以下结论：“更仔细地考察陶同中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一致性，便得出结论：可以毫不含糊地把确切存在他思想和行动中的事物归诸进步主义的影响，是很成问题的。
从其作品来看，陶显然使用了进步主义的修辞，然而，若就任何具体事物作较仔细的检查，那么他所依仗的实质，至多只是部分的，而且有时整个都可怀疑。
许多中国进步主义者都是这种状况，但陶行知尤其如此：他可能接受了进步主义的见解和朝气，在有些事上接受了杜威所提倡的专门实践。
尽管如此，他观念和行为的源泉、延伸和远景，极显然是扎根于陶的个性，他使中国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和使西方文化移入的模棱两可性，以及中华民国发展中的历史形势。
毫无疑问，陶受到了进步主义的影响，但却是略似太阳的引力使掠过它的星光偏移的方式，而星光的源头和归宿是在别的地方。”
[165]
对这篇很值得玩味并颇具启发性的作品仍须提出几点值得商榷的批评意见：
（1）作者在第二章以“从儒学至进步主义至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标题，试图指明陶行知精神世界的三段历程。
这个路标却令人困惑，因为它有悖作者所提出的其他西方思想对陶行知的影响。
布朗还认定，陶行知在30至40年代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便拥有一种比杜威和晏阳初更为倾向于通过革命解决中国弊端的观念。
[166]这种认定同样与作者对陶行知与中共关系的亲密性所做出的限定截然矛盾。
[167]关于陶行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本论文将在下面第五章中进一步探讨。
（3）布朗指出，陶行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想在重庆开办一所新的晓庄学校，但设想未能实现，“所冒出的是育才，是一所为有天赋的孤儿办的学校，它尽管是成功的，但却远非陶的意向”
。
[170]他的这种说法尽管还用了陶行知同事的个人回忆加以佐证，但仍与事实不符，因为陶自己所言与之相悖。
1938年夏陶行知结束了环球之旅，在香港的欢迎会上就宣布了他的“回国三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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