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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行’不单单是脑力活动，也不单单是体力活动，知识只能在两者的结合中产生。
因此，实验主义取代了王对直觉知识的强调，‘知行合一’的形式虽在，但内涵已面目全非。
或许这种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进一步说，知识分子与围绕他们的社会问题的关系，是王阳明和杜威两种思想的共同点，也正是这极大地吸引住了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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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71年间，哥伦比亚大学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中国问题专家包华德（HowardL.Boorman）的主持下编纂了词典《民国名人传》（BiographicalDiaryofRepublia）。
这部对于西方研究中国极为重要的巨型工具书囊括了约六百位名人，陶行知也位列其中。
除了一般的生平介绍外，编纂者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观点日后在西方的陶行知研究中常常被引用，如对陶行知、王阳明和杜威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诠释：“他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认识到真知必然具有实际效果，而知和行则是一致的。
从杜威那里他获得了真理进化的学说，以及人类一切形式的活动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他又从杜威那里懂得了民主是伦理价值的初始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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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C·基南（Barry）以“杜威在中国”
为研究课题，在1969年的博士论文中多处提到了陶行知。
[150]他1974年作为蒙特·霍约克学院（MountHolyokeCollege）的教授又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论文《中华民国早期教育改革与政策》，[151]将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从1919年创办的杂志《新教育》及主编蒋梦麟入手分析了杜威和美国进步主义的影响。
三年后，基南又把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专著，并以《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152]为标题出版。
该书的第四章为“陶行知与教育改革，1922—1929”
，详细论述了陶行知的教育改革、人生经历和其他杜威的追随者。
夏威夷大学哲学与教育史教授罗伯特·W·克劳普顿（RobertW.，1906—1981）和台湾教育学学者吴俊升博士为杜威研究和陶行知研究做出一个特殊的贡献。
由于杜威在中国演讲的英文原稿早已散佚，这两位杜威研究者鉴于西方的研究需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将尚存的中文译稿重新回译成英文。
1973年夏威夷大学出版了《杜威中国演讲录，1919-1920》（Johuresina，1919-1920），1984年又出版了续篇《杜威：思维类型》（JohypesofThinking）。
1974—1975年冬季，美国“中国教育翻译丛刊”
刊登了一系列陶行知教育文章的英文译文，同时还有潘开沛1952年发表的论战文章译文。
主编兼译者彼得·J·西博尔特（PeterJ.Seybolt）在导言中对中国接受陶行知教育学的历程及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做了扼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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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出版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154]虽然是一部乡村教育运动重要的推手梁漱溟（1893—1988）[155]的传记，但鉴于历史关联，在乡村教育领域与其并列前茅的陶行知和晏阳初也占据了很大篇幅。
作者艾恺（GuyS.Alitto）为芝加哥大学教授，在书中将梁漱溟的乡村学校改革举措与陶行知和晏阳初的改革活动进行了比较，并专门用很长的一节以及另外多处介绍了陶行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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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艾恺的研究以外，查尔斯·海弗德（CharlesW.Hayford）也着手研究当年由中国自身特有的问题所决定的、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开展的教育改革。
他1990年出版了专著《致人民：晏阳初与乡村中国》，该书是基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
作者同样在书中的多处将这三位该领域重要的先驱相互比较，并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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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和海弗德的作品通过基于比较法的研究，拓展了海外陶行知研究的视野和维度，揭示了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三人在改革思路和做法上的异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核心问题在于乡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解决办法在于重建乡村经济和文化生活；他们找到了相同的切入点：建立不依赖于国家机器的自治，重组地方武装组织，改善基础设施，开办各类合作社，而首要的是促进乡村教育。
尽管他们相互敬重、相得益彰，但三位同时代改革家之间却始终未结下个人友情。
除了有许多共同点，三人还有各不相同之处，主要是对社会疾患诊断及由此开出的药方迥异。
陶行知特别关注乡村民众巨大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机会极度匮乏之间的矛盾。
为了改变这种不对称的状况，他的解决之道是从培养师资入手，因为他把教师看作连接教育与“愚民”
不可或缺的环节，认为那些老式或西式教育造就出的教师，由于他们受到的培养脱离实际，尤其是他们受上流社会熏染的精神气质使之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将乡村教育带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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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毕业于耶鲁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志愿者，到法国为从中国招募来修筑战壕和工事的华工服务，并在此期间对消除文盲有切身的体会。
[159]他认为四大病患“贫、愚、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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