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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级抗战人才；②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才幼苗；③在港创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侨胞抗日救国。
[171]布朗的思考也不无道理，人们会由于陶行知突然投身培养天才儿童的艺术教育而产生疑问，陶是否背离了他一直遵循的大众教育呢？对此，核查结论依然是否定的：
（1）陶行知一直将穷苦人受到教育视为天职。
恰恰因此，那些孤儿和难童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教育的人，所以也是陶最为关心的人。
（2）艺术和音乐起着塑造人格的作用，这不仅是儒学教育传统的重要理念，现代教育改革家亦然。
[172]正如布朗本人也注意到，受杜威的建议和“设计教学法”
的启示，陶行知在晓庄及其相关学校和重庆育才学校，都采用了演戏作为一种教学手段。
此时，育才学校得到了中外援助组织资金和人力的赞助（如红十字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美国援华会等），还有中国各类的艺术家的支持，使得陶行知愿意且能够在育才学校继续推行和拓展艺术教育。
（3）似乎“育才”
一词——按照德文Talentf?rderung意为“培养天才”
或“开发天赋”
——会引起人们对陶行知教育目标的延续性产生怀疑。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他严词拒绝培养“小专家”
和“人上人”
，“不是要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
[173]
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一直偏好研究杜威与陶行知的关系。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育学者帕米娜·吉亭（PamelaKeating）博士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并于198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和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比较和国际教育协会年会上提交讨论。
该论文1992年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发表。
吉亭认为，像杜威那样，陶行知献身于民众教育以求建立一个新的有价值的社会。
他们两人都坚信，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变革的价值。
因此，他们努力把教育与实际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师生间的紧张关系，阐述了新的教学理论。
陶行知把教育的目的似乎置于教育的外部，即学校之外的社会。
教育，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在本质上都是工具性的。
他从这一立场出发阐述了改进教育，进而改进社会的各种计划与实施方案。
但对杜威来说，这种具有教育性的、发展的与相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学校应该在社会中具有更大的、实在的社会性。
于是他在哲学和教育学两方面上集中于民主的过程，认为社会目的是权威性的，教育实践发展性的。
陶行知对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教育领域中批判性与创造性地运用，揭示了哲学家与教育家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教育发展中社会政治背景的意义。
[174]
1991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在达勒姆（Durham）和伦敦出版了陈明銶和德利克合编的专著《国立劳动大学，1927—1932——无政府主义与近代中国教育革命尝试》，书中披露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与晓庄师范学校之间一段有趣的史实。
[176]本论文在后面的第五章第五节中引用这一史料。
（二）加拿大
文幼章（JamesG.Endicott）博士是个中国通，[177]也是少数与陶行知有私交的加拿大人。
陶行知为有天赋的战争孤儿兴办教育的热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46年陶行知去世之后不久，文幼章即撰文《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文章对陶行知的创造力和业绩表示钦佩，称陶行知为“创造性教育的天才”
。
[178]1952年他与夫人访华，其间在上海参观了一所由陶行知创建的艺术学校。
回到加拿大后，文夫人于1953年出版了《五星下的中国》，记录了他们中国之行的见闻。
书中也回忆了陶行知的伟大功绩，表达了对这位中国朋友的怀念：“一位如此勇敢、有才华且高尚的人却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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