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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而献身。”
[179]该书于1956年被翻译为德文在当时的民主德国出版。
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学家玛戈·S·格瓦茨（MargoS.Gewurtz）研究民国早期中国职业教育及其开拓者黄炎培和邹韬奋（1895—1944）。
[180]他1978年的论文《社会现实与教育改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个案考察1917—1927》，[181]在叙述历史和教育政治情况时提到了陶行知，并摘引了有关文献。
同时，约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威尔莫特（D.Willmott）在他的社会教育研究中也注意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182]
值得提及的还有一篇法语硕士论文《陶行知的教育哲学》（Delaphilosophiedel'édudeTaoXingzhi），是由中国大陆留学生的严南德1988年夏在蒙特利尔大学教育系提交，指导教授为拉蒙塔涅（Lamontagne）。
作者还有意将此论文进一步拓展成博士论文。
[183]
三、欧洲
（一）德国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很早就有了陶行知改革活动的信息。
在陶行知建立晓庄师范学校一年后的1928年，正在德国留学的中国教育家许本震（即许恪士，1896—1967）——他于1924—1928年在耶拿大学师从著名的改革教育家彼得·彼得森（PeterPetersen，1881—1952）攻读教育学——在其博士论文《欧洲改革影响下的中国教育状况》[184]中介绍了中国教育改革，包括中国改革教育家们提出的主张和平民教育运动采取的措施，如编印《平民千字课》等。
尽管这位也来自于安徽歙县的同乡在论文中没有直接提及陶行知的名字，但有一段介绍显然涉及陶行知的改革工作：
这些乡村师范学校欲实现那些德国在创办乡村教养院时发挥过作用的思想。
学生们要自己修建他们的校舍和其他建筑设施。
这些乡村教师要始终围绕着孩子的圈子，生活在农户圈子之中，每天直接感受并亲身参加农民的劳动，以此来熟悉他们的职业和进行职业培训。
由此可见，大众群体既是这种乡村教育机构的出发点，又是它的落脚点。”
[185]
此外还可以从论文后附的文献目录证实，作者在论文里参考引用了陶行知用英文撰写的《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里的很多资料。
[186]
该论文虽不是对陶行知的专门研究，但在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中毕竟是首次涉及陶行知，而且受到了彼得森的肯定，且立刻收录于他主编的论文集《教育科学研究与论著》丛书的第11卷，并于1928年在魏玛公开出版。
彼得森还在他对该论文的鉴定中赞许道：“作者显示出对自己祖国过去和当今发生的教育运动，以及他所注视到的外国教育运动有着卓然的了解。
他表现出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思考的人，是完全可以寄予期望：他将为我们大学，也将作为教育学学者在其故乡赢得荣誉。”
[187]
奥地利医生兼时评作家弗里茨·詹生（FritzJensen，1903—1955）博士曾于1939—1948年作为医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在重庆结识了当时正积极为战争孤儿兴办育才学校的陶行知。
1946年他刚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工作不久，便传来了陶行知猝死的噩耗。
为了表示哀悼，他当即写了一封唁函。
[188]自1953年起他又作为奥地利《人民之声》和民主德国《新德国》两家报纸的驻远东特派记者，再度来华工作。
在此之前，他曾于1950年在柏林出版了《中国腾空而起》[189]一书。
他在书中向德国读者简略地介绍了“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陶博士”
的业绩，例如“小先生运动”
和“育才学校”
等，而且还附了几幅相关的照片，并配有详细的说明。
德国对陶行知的学术研究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
当时的联邦德国在经历了战后50—60年代的“经济奇迹”
之后，国内新旧社会政治矛盾不断加剧，国内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强烈要求社会变革，加之诸种国际因素的影响，如中国的“**”
、美国的侵越战争和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
为**并波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人和青年运动的高涨，在联邦德国也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以反传统、要求社会政治改革为特征的青年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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