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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对德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的学生运动中，各大学里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汉学等人文科学学科要求研究现代中国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有关20世纪中国的学术或学位论文越来越多。
恩斯特·诺格保尔（ErnstNeugebauer）1971年在汉堡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华民国教育发展援助之开端，1931至1935年》便是在该背景下产生的。
[190]该论文提供了国联（联合国的前身）教育考察团1931年对中国教育考察工作的许多珍贵细节，特别是考察团成员内部的争论和对美国教育在中国泛滥的批评以及中外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状况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谋略。
当时陶行知刚从日本短期流亡回到上海，但官方的“通缉令”
尚未撤销，使他无法直接接触这个政府邀请的高规格考察团。
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要讨论那个时期的中国教育改革，都不可能避开陶行知。
因此诺格保尔的论文也不例外，其中多处提到陶行知。
[191]
艾哈德·内克曼先生曾在汉堡、柏林、东京学习汉学、日本学和社会学。
1975年于西柏林自由大学毕业后，在该校汉学系担任助教，并从那时起开始从事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1975—1976学年冬季学期由他主办了一期以陶行知的生平与著作为重点的中国现代教育研讨班，并与参加研讨的学生团队共同整理了一本《生活即教育——中国改革教育学家陶行知之生平》。
[194]这本文献汇编由12篇陶行知原著和评论文章的德文译文组成，共分为三专题：
（1）杜威教育哲学对陶行知的影响；
（2）创立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陶行知教育学的争论。
其中包括7篇陶行知的作品、1篇晏阳初的著述和《人民教育》1950年第4期社论以及钱俊瑞、邓初民和潘开沛的争鸣文章。
除了总序言外，每个专题前均有一篇缜密的导论，同时在每篇译文中都有详尽的注释。
1978—1980年内克曼先生来华任教期间，积极收集各种相关资料，为他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陶行知与胡适的比较。
他利用在华的有利机会，到晓庄师范学校和陶行知纪念馆实地参观考察，并在北京对刘季平，在西安对金堤等陶的学生和同事进行了采访。
任教期满回国时，绕道东京，拜访了日本著名的陶行知研究专家斋藤秋男先生，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联系，互相交流见解和交换资料。
回到德国后，他又翻译了几篇陶行知的文章，对19751976年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校内发行的“文献汇编”
进行了修改补充。
公开出版该修订文稿的愿望却至今未能如愿。
1981年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内克曼在德中友好协会会刊《新中国》上发表了题为《陶行知——被中国重新认识的人民教育家》[195]的纪念文章，还将该文压缩改写成一篇相同标题的广播稿，由“自由柏林”
广播电台在“高校与社会”
节目中播出。
他想通过这些方式向德国读者介绍陶行知，并引发德国社会对这位中国教育家的兴趣。
十分遗憾的是，由于职业和其他原因，内克曼先生放弃了撰写博士论文的计划。
由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二十世纪的教育”
，主要是研究中国改革教育的历史潮流。
[198]其中，来自南京的日耳曼学学者丁伟祥在科隆大学教育系对陶行知进行了几年的专题研究，准备以此撰写博士论文。
然而他因突患重病被迫放弃了原计划。
丁伟祥的博士论文虽然没能最后完成，但已完稿的部分由他的指导教授克尔斯滕·赖希作为出版人，采取研究项目论文的形式，并以《陶行知——中国二十世纪的改革教育学家》为标题于1993年初公开发表。
该文由六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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