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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天教授（1893—1984）曾在20世纪20年代与陶行知共同编辑《平民千字课》，30年代担任上海行知学院院长。
他修改了1930年的旧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并于1969年更名为《近代中国教育史》在台湾再版。
在这个修订版中对过去那些关于陶行知及其教育学的正面描述和评价未加任何改动。
被戏称为“野史馆”
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深受读者的欢迎，1977年出版了《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其中有秦贤次编写的陶行知传略。
秦认为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和“教学做合一”
等思想为辟一新蹊径，创办工学团，并发明“小先生制”
，在普及教育史上为划时代的创举。
晓庄师范学校第一期学员程本海（1899—？）曾于1930年在《在晓庄》一书中报道陶行知在学校的工作情况，1978年又撰写了《陶行知先生与我》一文，发表在台湾的《艺文志》1978年第152期上。
几乎同时，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郑世兴发表了论文《我国近代乡村教育与文化建设》，[126]在文中对所有早期乡村教育改革的举措和其重要的推动者做了比较和解析。
他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却为了吹捧蒋介石的“新生活教育思想”
，贬低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一般生活教育所强调的生活，它包含有严肃的和轻松的生活，过去的和现在的生活，落后的和进步的生活，平时的和战时的生活，而新生活教育思想所强调的生活，则专指新的、严肃的、现代的、进步的及战时的生活……此实较一般生活教育思想更进一步，更具卓见。”
[127]
教育官员周邦道（1898—？）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曾是陶行知的学生，1933年主编了《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他长期研究20世纪中国教育家的生平历史，并于1981年出版了《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在260篇传略中也包括陶行知，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陶行知的生平。
为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教育史研究，余英时于1984年将他的专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台湾出版。
作者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政治与历史高级教授，他在该书中用一章的篇幅对杜威的两个著名学生胡适和陶行知做了比较，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审视。
次年，台湾文化大学再版了1973年在美国出版的《杜威在华讲演录》[128]。
该书编者兼译者吴俊升（1901—？）还附录了他1983年撰写的《杜威在中国的逗留：讲演及对中国思想和教育的影响》，文中阐述了杜威对陶行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和陶行知对杜威教育理论的态度。
[129]
研究国民教育史的学者吴鼎在他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对不同的教育改革举措进行了历史回顾，将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视作一个最重要的事例。
[130]
在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中，1987年简溎琴撰写的《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是来自台湾最新、最长的研究论文。
作者一方面基本认可陶行知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对乡村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却又对陶行知自由的政治态度提出了带有党派色彩的批评：“无可否认的，陶行知为了唤起民众，实现民主政治，而全力推动普及教育，确实是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
不过，教育事业，尤其是民众事业，还是借助政府用全力推行为佳。
陶行知的教育事业脱离了政府有计划的指导，其创办事业之组织体制，常与政府规定相违，如育才学校，乃不依法立案，故致困难丛生。
……若陶行知能将个人的意见贡献当局，在政府的支持与赞助下，‘生活教育’的优点当可获得高度的发挥……然其主张多不与当局相同，每致被人误会，乃益主偏锋，此乃其坚主民主的信念使然。
平心而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不啻为一股清流，只可惜由于时局激**的关系，未能与政府主流相合。”
[131]
这段话一方面明显地表露出台湾对陶行知功绩评价中的官方立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种态度的延续性，因为它显然是早期批评的新版本。
上述引文的基调与1936年版《中国教育思想史》中的观点如出一辙。
[132]
（三）其他亚洲国家
在亚洲的其他地区基本无陶行知研究可言，但陶氏的教育学说，尤其是他的生活教育在一些华裔人口比重较大、并历来开办中文学校的国家里早已为人所知。
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一些教育工作者（有晓庄学校的毕业生，也有生活教育的追随者）就开始尝试在当地学校里推行陶氏的教育方针。
其证据可以从一些海外华人的回忆录中找到，文中讲述了他们各自于所在国，如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推行陶行知的教育学的体验。
此外，中国大陆还刊登过几篇有关生活教育在亚洲的历史影响以及陶行知研究在日本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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