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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教育发展史，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要着重研究陶行知，而且至今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在日本不仅仅是大学里的学术讨论议题，而且在中小学校里也有所应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岩手县的盛冈女子高中的实践。
该校校长西田洁1984年在日本专业杂志《高校教育》中发表了《坚持生活教育的方向》一文。
据文中介绍，该学校遵循“生活即教育”
的原则，反对教师和学生偏离这个原则的做法，如“为考试而用功读书”
；推行一套贴近生活、结合实践和联系社会的教育，所施行的许多具体措施和方法都是依照自陶行知的教育箴言，如“手脑相长”
、“社会即学校”
和“与农民共同劳动”
等。
此外据斋藤秋男透露，兵库县的一位小学校长东井义雄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学校里推广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120]
（二）香港、台湾地区
这里将香港和台湾划入“国际”
范畴虽是有争议的，但鉴于历史和政治造成的现状，此处意在将这两个地区的陶行知研究与中国大陆加以区分。
1936—1939年间陶行知曾三次在香港逗留，不仅为抗日做政治宣传，而且也为促进成人教育而尽力。
他为职工的继续教育发起创办了“中华业余学校”
，并担任校董会长。
[121]陶去世之后，许多香港的朋友和同事也都撰文缅怀和纪念。
[122]因此，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在香港很早就为人知晓。
但有一个事实令人遗憾，从1950—1980年的三十年间，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仅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有关陶行知的书。
[123]按周洪宇的见解，主要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陶氏的批判和“**”
的消极影响所致。
[124]这个见解只是一种假定，而值得深究的问题是，这种消极影响是否在香港起到作用，那里的教育主权在英国人手中，并对教育具有主宰性的影响力。
直到80年代，毕竟有少数教育工作者开始钻研陶行知的教育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教师兼作家卢玮銮，她1980年在香港《开卷》杂志上发表了《陶行知在香港》，向读者介绍了陶行知在香港的政治和教育活动及创作的六首诗歌。
次年10月19日，她又以笔名“小思”
在《明报》发表题为“敲钟者”
的文章，将陶行知喻为开创了中国教育新时代的敲钟者。
1949年蒋介石与共产党交战失败后逃往台湾，1950年又自封“中华民国”
总统，并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教育措施。
其间又重新提出了他早在3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
[125]的口号，其内容是提倡一些儒学和西方的道德及教育观念，如“名礼仪、知廉耻、守纪律，重秩序”
等。
他在此基础上要求青少年，按照这些原则改进生活作风；同时要求教师实行“新生活教育”
。
台湾的教育部根据他的旨意制定了“生活教育方案”
，并于1962年以训令颁发。
虽然这种教育政策措施在理论上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毫无关联，但陶行知的一些学生和同事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唤起台湾教育家对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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