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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转变的过程。
（2）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影响的历史，尤其对解放区教育事业的作用。
（3）作为“大众诗人”
的陶行知及其诗作。
事实上，斋藤秋男后来的研究工作始终围绕着这三个课题。
3.《评传陶行知——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1968）
“政治抒情诗人”
源于中国作家萧三（1896—1983）1936年在巴黎所写的杂文中对陶行知的赞誉，[113]斋藤秋男显然非常欣赏这个称谓，因此后来常常使用。
为了也能够从文学角度审视陶行知的政治和教育生涯，斋藤秋男仿效日本评论家高杉一郎描写俄国著名的盲诗人爱罗先珂（ВасилийЯковлевичЕрошенко，1889—1952）的手法，将陶行知人生轨迹伴着他的诗歌生动地展现出来。
除了生平介绍，作者还回顾了东京“儿童村”
与上海山海工学团短暂的友好交往。
4.《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1983）
这部作品是作者1979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来华进行了三个月的实地考察的成果，对陶行知的生平做了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
例如，斋藤秋男在分析中涉猎了陶行知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陶的教育方法对解放区教育界的影响等。
他提出了归纳性的论点“回归民族土壤”
，并以此来刻画陶行知的思想转变过程，认为陶在接受和超越了杜威的教育哲学之后，其立场最终又回归了民族的精神土壤，并在这片沃土之中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另外，作者在第三章还详细讲述了陶行知在日本流亡的经历和日本对他教育理论接纳的历史；在第四章列举了陶行知的10篇文章，并加以了点评。
日本在战后惊人的经济奇迹使之迅速成为亚洲最现代化工业国家，同时也在教育领域酿成了新的问题：社会、学校和家庭愈来愈高的要求给学生带来了时间和学业成绩的压力日益沉重，巨大的心理负担妨碍了个性的自由健康发展，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问题”
，诸如缺乏理想和抱负，精神空虚、抑郁、暴力、自杀等。
日本的教育工作者面对这些现实和为了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教育向何处去？”
的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从中产生了新的一代陶行知研究者。
[114]
新生代陶行知研究者中数名古屋大学教育学副教授牧野笃最为杰出。
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为选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已经发表了他博士论文中有关陶行知章节的初稿，[115]并于1985—1987年到南京大学访问研究。
他凭借着出色的中文和英文能力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深入地钻研了大批历史资料，从中文原始材料中选用了不少十分有价值的史实，使他在研究论文中能够直接引用可信的第一手证明材料来支撑论证，如对事件见证人的亲自采访。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牧野笃对斋藤秋男“回归民族土壤”
论点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这个论点掩饰了陶行知思想发展必然性和延续性，因为它仅是建立在陶行知接受杜威学说的基础上，而忽略了对陶行知思想发展奠定基石的幼年和青年时代。
牧野笃认为，陶行知赞成其导师杜威的学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仅从这个事实出发审视他与杜威理论的碰撞，人们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陶行知并没有胜过杜威，而仅是超越了他自己。
基于这种思路，牧野笃对陶行知的成长经历，特别是所受的中式和西式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案例研究，例如：《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金陵大学时期对王阳明思想的解释与吸收》、[116]《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117]和《关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的若干考察》[118]，并得出如下结论：“早在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之前，他就已经为此奠定根基。
他对杜威思想的接受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绝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与中国‘土壤’进行了比较。
……陶行知的思想在亲自实践后形成，他自己也发生了改变。
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以及实践与杜威不同。
这就是他的‘根基’。
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民族土壤’，而是其思想历程的自然发展结果。”
[119]
另一位值得提及的研究者是东京大学教育系学者世良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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