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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50年代日本“复辟”
势力的增强，该协会也更加将自己的任务视为“以教育来反抗”
占领军政府和教育当局，并于1959年拟订《生活教育宣言》，后又在1962年通过了《日本生活教育同盟纲领》。
纲领订立了生活教育的目标：生活教育是基于人民基本的生活要求作为历史主体的教育；旨在发掘、发挥被社会制度埋没的人道性、科学性、民族认同性。
依据此纲领，这个同盟至今一直都在为消除日本教育界和社会的病态现象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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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户塚廉1946年回到日本，在家乡挂川发行《父母子女报》，写了很多文章回忆他过去与陶行知教育学的瓜葛，尤其是“小先生制”
，并以此为日本后续的陶行知研究奠定了基础。
日本对陶行知真正的学术研究发端于一批学者，如杜威研究者，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东京中国研究所汉学家新岛淳良、横滨大学教授市川博，他们开始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潮流进行学术探讨。
由此，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有关陶行知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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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陶行知研究领域，斋藤秋男尤为突出。
他1942年毕业于东京东洋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学科，次年应征后作为士兵派往中国。
日本投降后不久，他所属的部队在湖南就地解散。
他于1945年秋至1946年夏为在武汉出版的日本报纸《正义》当翻译和编辑期间，在民主同盟发行的《民主星期刊》上第一次读到了陶行知的政治教育诗歌和文章。
陶行知思想丰富的文稿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便开始不间断地研究陶的生平业绩，且将研究工作始终与探讨美国对日本教育界的影响相挂钩。
在他发表的众多著述中，有下列几部可视为其四十年研究生涯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1.《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1951）
该书为日本第一部陶行知研究专著。
作者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出了写这本书的动因：“1950—1951年，日本教师迫切渴望实行适合日本国民的民主教育。
因此我要介绍陶行知的民主教育。
战后，日本的教育领域弥漫着杜威的教育理论。
但在中国，陶行知根据中国的实际改造了杜威的理论。
我相信，陶行知的实践一定对日本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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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日本的教育领域带来一股清新的春风，作者不顾日本当时很有限的原始和参考资料，竭力想让日本的教育工作者熟悉陶行知这位来自相同文化圈的、非同寻常的同行。
在儒家教育传统中，对教师提出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
斋藤秋男在他的书里延续了这个传统，他鉴于一个教师在生活中必备的基本道德素养，将陶行知奉为教师的楷模。
然而仍须指出，此书反映出对陶行知的认识还颇具局限性。
原因很明显，刚刚结束的战争和美国占领者的政策妨碍了中日的国家关系，也令两国的文化交往受阻，所以，作者无法使用中国大陆的文献档案，以获得对陶行知全面的了解。
正因如此，作者本人亦称该书为一次“尝试”
。
2.《民族解放的教育》（1961）
1957年斋藤秋男访问中国后，用了几年的时间加工整理了获得的原始资料，于1961年出版了此书。
该书收录了陶行知的31篇文章，斋藤秋男不仅将它们译为日文，而且还对其做了点评。
此书还被收入日本的《世界教育学选集》。
斋藤秋男以此书为继续研究陶行知教育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出了今后研究的三个方向：
（1）联系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分析陶行知从“改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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