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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莱希维恩还是坚持认为：“即便是这种亲身经历也不能使我转变成共产主义者：我无法相信，人们只靠重塑‘社会关系’就能‘营造出’一种新的文化；而我更相信，文化是一种出于传承的价值和新的形式追求之产物；我不相信，知识能够替代宗教，我反而觉得宗教是人性体验最原始和最完备的形式。
……此外，我还觉得，文化的内涵毕竟只会生长，如同文化完全具有有机自然界相同的形态一样，强行推行是极其不适宜的。
这就反而令我在有些事情上要与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
[341]
1925—1926年间，莱希维恩担任耶拿国民业余大学校长和业大设在比托姆山区的青少年之家的主管，并以极大的热忱为工人子女开设课程班。
当时有50—55名年轻人在这所青少年之家就读，他们绝大部分参加过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莱希维恩与他们一起开展体育活动和举办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为了使教学更加生动，他还多次组织课程班学员乘车去图林根的工业中心区实地参观考察。
[342]
莱希维恩1939年调到柏林工作后，随即加入了抵抗组织“克莱绍集团”
，开始积极地从事反抗纳粹政权的活动。
该团体的二十几名核心成员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和社会身份。
旗下有保守党人、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耶稣会教士、基督教牧师，并且还与普鲁士贵族家室成员走到一起，旨在“深受道义的驱使，共同为推翻现行的不公正的体制和建设一种自由的新秩序而努力。”
[343]莱希维恩与他的这些朋友都认为，反抗纳粹的恐怖统治应该由广泛的社会政治群体共同承当。
因此，这个组织也力图与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建立关系。
莱希维恩一直不断地了解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共产主义抵抗运动支部的发展动向，也通过其他德国共产主义团体的领导人搜集设在莫斯科的反法西斯联盟“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
的信息。
此外，他还与克莱绍集团成员交换意见，想通过共产党的抵抗小组来扩大反抗斗争的活动基地，并最终于德国共产主义抵抗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建立了联系。
1944年6月22日，莱希维恩作为“克莱绍集团”
的两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与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第一次协商会谈。
1944年7月4日，莱希维恩在前去会见非法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途中，在一个有轨电车站遭到“盖世太保”
逮捕。
他历经了三个半月的囚禁折磨后，于1944年10月20日在所说的“人民法院”
公审中被判处绞刑，几小时之后即在柏林的监狱里被绞死。
与莱希维恩相比，陶行知与共产党人及其组织的瓜葛更为错综复杂。
不可否认，陶行知的朋友圈子里有许多共产党人，而且他本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至死都不友好，因政府屡次对他施以强权暴力，如强行封校、逮捕令、暗杀等。
但另一个不难观察到的事实是：共产党也并不信任他，而且始终不断地批评他。
1924年，当陶行知热心致力于平民教育时，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萧楚女（1893—1927）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一篇言辞犀利的檄文，对陶行知进行了粗暴的攻击。
萧楚女在文章开头就竭尽讽刺和挖苦：“陶行知与其精神同志朱其慧疲敝于轮轨之间，跋涉山川——到处说教。
……恳求中国人注意他们的运动”
。
但是，他们所谓的‘平民读书会’中，……伸头进去一看，该死！
哪里有什么‘平民’呢？破帽瑟缩的先生，鼻涕封嘴，黑墨镶眼睛的小孩而已！
问问那些先生，却并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认为这些‘读书处’和‘协进会’不过是商会所玩的把戏，来这里当教员只是混饭罢了。
……再问问那些提篮喊卖油饺的伙计，拖车飞跑到车夫，那更要叫人流出泪了。
……由于他们不识字，因而觉得平民协进会的招生广告和读书处的招牌并不比便池边贴的‘花柳药广告’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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