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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来了，萧楚女开始对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举措进行了猛烈抨击：“在今日这个世界上的今日这个中国，提倡平民教育，至少总应该在脑中唤起一个连带的观念。
是的！
平民教育是要紧的！
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现存的制度若不彻底推翻，那么平民教育只是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哩！
即令有效，也不过是多使平民认得几个字，因而多使平民添几分烦恼痛苦而已！”
萧楚女在文章结尾警告陶行知等：“平民并不稀罕你们这种制造顺民的教育，他们将要自己给自己一种真的教育。
他们自己的教育，第一步即是消灭你们，恢复‘人’的含义。
他们的教育跟随革命之后！
革命之后的人的教育，那才是真正的平民教育。”
[345]
我们无从知晓，这种严厉的指责是否对陶行知有所触动，或者他对此有何回应。
但不难发现，此后陶行知确实转向了那些更具教育需求的农民，试图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
着力于此的不仅仅是陶行知，还有一系列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当时都狂热地投身于以促进乡村教育为重点的社会改革，[346]致使中国的乡村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经历了一个发展**。
这股浪潮也启发了共产党人，将活动的重点放到农民运动上。
而毛泽东对于同志的谏言起初并不以为然，对陶行知也表示了冷漠。
周恩来（1898—1976）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说：“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
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
[347]
1932年，流亡日本的陶行知回国后即创办了“生活教育社”
，并出版发行了半月刊杂志《生活教育》，以便有组织地开展教育活动。
1934—1935年间，生活教育社内部出现了有关陶行知教育理念的争论。
批评首先来自共产党方面。
昔日晓庄师范学校的学员兼共产党支部书记刘季平此时正被关押在政治犯的牢房里，但仍在狱中以生活教育社成员的身份撰写了几篇署名“满力涛”
的文章，向自己的导师发起了论战。
刘季平认为，生活是教育的根据，教育是人们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因而是生活的特定组成部分，生活通过教育的能动作用而发展。
生活和教育既矛盾又统一。
但陶行知却从理论上和认识上忽视了这种相互作用。
像杜威一样，陶行知将“引动与行动摩擦”
产生的教育火花看作教育本身，却不明白，这些火花和零碎的生活的经验只有“加以某种合目的的调制，加以人工的收拾”
后才可能转化成教育元素。
陶行知和杜威要求“回归到最低级的、自然的、原始的”
生活，进而否定了教育的能动作用。
这种回归是与科技进步已达到很高水平的时代相悖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使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方法（如教学做合一）“由他自己的手滑入了可悲的空谈”
。
大众从陶行知那里得不到丝毫教育，他们所有的还是原先那一套“行动”
，陶行知只给了他们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这就是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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