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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学习陶行知先生克服杜威，同时绝对不能忘记克服陶行知先生”
及其生活教育。
这位共产党的批评家还断言，当今问题之焦点绝不在于一般的教育与生活脱离，而在于教育与劳动生活脱离，即脱离劳动大众。
而要使教育与生活统一，不能像甘地提倡手纺车那样，在教育中加涂一点手工业的色彩，或像德国教育家高迪希和凯兴斯泰纳等人的劳作教育那样，只是在为少数人开设的劳动学校中插入几小时的劳动“功课”
。
真正实现教育与生活与劳动统一之路只有教育与劳动大众统一，这就首先要把民族从外国的侵略、压迫和剥削中，把劳动大众从失业和饥饿中解放出来。
中国教育的这项历史任务只有在一定的前导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完成。
[351]
这个回答让人自然联想起莱希维恩的一句话，他曾在一封信中表明对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时说：“当今所有的文化工作都是政治行动。”
[354]
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陶行知对共产党保持着一种温和、含蓄的态度，而他却始终是共产党人批评的靶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日本军队不断地逼近中国腹地。
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了绥靖政策，加上蒋介石加强了对自由爱国人士的镇压，驱使越来越多的左翼反对派加入了共产党人的行列。
如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陶行知也开始在政治上亲近中国共产党。
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从意识形态上转向共产主义，而只是为了共同反抗日本侵略和压制民主。
他1936年“团结御侮”
的呼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便是见证。
与此同时，可以发现共产党对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陶行知的教育论著在中共控制的地区出版发行，并被广泛学习研究，还受到教育高官（如徐特立、吴玉章）的积极评价。
1942年春，甚至在延安还举办了一个陶行知教育理论研讨会。
这种变化一方面要归功于他那些业已奔赴解放区的学生和同事（如戴伯韬、董纯才、刘季平、张健、张宗麟等）。
另一方面，解放区都处在贫穷偏僻的地区，那里的教育事业迫切地需要一种适合当地条件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陶行知发明的许多方法（如“小先生制”
）恰是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此时不再能听到针对他的批评。
共产党高层甚至有意战后推荐他担任联合政府的教育部长。
[355]如果不是陶行知在临近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溘然辞世，这将完全可能成为现实。
五、民主理念
争取民主既是陶行知和莱希维恩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所有改革教育家共同的涉足点。
汉德森认为：“莱希维恩的故事可以拿来当作一种寓言，它对地球上的任意一个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到智利都适用，只要那里有以民主反独裁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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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和陶行知。
然而，两位教育家对于民主的理解及其可比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活动中。
莱希维恩生前并没有留下纯政治性的论述民主的文字，在其他著作中也很少使用“民主”
这个词语概念。
与此相反，“民主”
一词在陶行知的作品中却屡见不鲜。
所以，很难依据他们各自的文字遗存对二者的民主观念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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