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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种政治信念，莱希维恩从1925年起就开始为柏林的《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atshefte）撰写了许多社会政论文章，其中还涉及中国。
[328]此外，他还在担任耶拿国民业余大学校长期间，热心地为那些大都是来自“无产阶级青年运动”
的工人子女开办讲习班。
同时，他还积极地关心大量的失业工人，仅在1925—1926年冬季就为他们开设了十个特殊讲习班。
那些自己早年在青年运动中浪漫的集体生活经历从根本上影响了他的政治信仰，致使他长期远离党派争斗。
但1930年9月纳粹党在大选中刚刚获胜不久，他随即于10月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因为此时在他看来，社会民主党虽有一些不足之处，却是唯一一支抗击日益高涨的纳粹主义洪水的反对力量。
如果可以将莱希维恩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理由并不是他曾从属于社会民主党，而是出于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为之做出的奉献。
对莱希维恩思想中社会主义元素之来源，其英文传记作者汉德森（JamesL.Henderson）断言：“莱希维恩的社会主义源于他对德国人民的热爱，他从中不断地汲取新的力量和自信。”
[329]
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思潮之一，在其创立者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年后的20世纪早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
其反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都并不及其他的一些西方思想和理论，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财富、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由罗素和杜威为代表的哲学思想。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精神生活受到了各种各样西方思想流派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经营的书店中的一册账本得以印证：“那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小书店当掌柜。
保存下来的书店账本印证了1920年一段时间的销售情况：他的书店在40天内共卖出30册罗素的《哲学问题》、5册杜威的演讲录，30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文集，5册《TheingAgeofLove》，10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几十套有关俄国革命和科学考察方法的书籍，40多册北京大学权威教授胡适的实验白话诗集，165册‘五四报刊’的先锋《新青年》。
这些书刊的销售额共计仅35元；要不是五名店员同意白干，这样经营下去最终将会亏本。”
[33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得益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打压又加速了其传播过程，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1927年以后对中国的精神生活影响愈发强大，并在文人学者队伍中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331]而恰在此时，陶行知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一种批评态度。
他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提交一份呈请政府为改造社会实验划拨地方的议案，其中第二条理由即：“柏拉图、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一类的人，所提倡的学说，虽各有超越之见解，但其中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
假使这些人各能得到一个小的地盘，供他实验，则他们的思想必定可以格外正确，他们的贡献也必定可以格外丰富。
马克思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名家，但他所谓之科学，多半是书本的科学，而不是实验的科学。”
[332]
这里能明显地感觉到陶行知对实验主义的痴迷，同时，从他极富想象力的建议中也不难看出，他用自己的空想和书呆子气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和书本科学。
他在该提按中建议政府，为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用科学方法进行实验的人提供一些地盘作为“实验社会”
。
按照他的设计，组建这种实验社会的具体办法应是：
（1）每个实验社会最小须有一百方里的地方，但最好不超过一县的范围。
（2）每个实验社会对内对外应有完全无上的主权。
（3）每个实验社会应严守中立。
（4）每个实验社会实验期暂定为一百年，但不得延长。
在实验期内，非本身解散或失去中立性质，中华民国不得收回。
（5）每个实验社会之发起人，应将实验计划书征得本社会内大多数成年人民之同意，送请中华民国大学院转呈国民政府核准成立。
但一经成立，即享有完全无上之主权，以处理境内之政事及办理境外之交涉。
[333]
如果说陶行知对马克思的批评很肤浅的话，那么，他对列宁的指责可谓入木三分。
1931年陶行知在《申报》发表了一篇杂文，评论奥地利作者孚勒普–密勒（RenéFül?p-Miller）所著《列宁与甘地》中译本。
该书中有一段谈到了列宁的教育政策：“列宁为了消灭文盲开启了一个宏大的新教学体制；然而这个体制从一开始就令人质疑，即仅仅是为了努力培育一个永远屈从于苏维埃官僚和学识浅薄的鼓动家们的阶层；其课程设置使得无人想要超越官方认可的知识和教育程度，使这些无产阶级国家的百姓不至落入由于学识过于广博而引发反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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