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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利用，但60和70年代实行的改革却没有回眸莱希维恩。”
[306]
直到莱希维恩去世40年后的1984年，工会才首次得以公开表示对他个人的敬意。
[307]
德国对莱希维恩的研究虽然有所转变，然而“相反，阿道夫·莱希维恩的教育学在学校实践中不被接受的现象至今没有改变。”
（林格巴赫）对于这位“理应属于教育改革运动和精神科学教育学左翼”
（克拉夫基）教育家的学术研究尚很不充分，对此，阿穆隆在其博士论文中还更深入地指出：“阿道夫·莱希维恩——尽管在东德和西德有三十多所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以该名字命名——在今天的公众意识中却几乎不复存在；即使在那些他本人当时曾作出过开创性突出贡献的科学领域，专业圈内也很少超出对他只是作个注脚。
这十分清楚地表现在教育学界和民俗学界，在前些年刚刚开启的关于这些学科与国家社会主义关系的研讨中，阿道夫·莱希维恩竟与此了不相涉，哪怕至少提及一下名字也罢。”
[308]
上述这些关于德国对接纳莱希维恩的历史和现状充满批评性的评述表明，研究整理莱希维恩的政治和教育遗产与反省德国近现代历史，即纳粹统治和民主德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也与当今学校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这种纠葛还远远没有厘清。
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也都受到其政治立场以及中共对他的态度的掣肘。
中国大陆出版了不少理想化的陶行知生平传记，其中往往过分地夸大了他与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关系。
然而，由于不确凿的原始资料和片面的论据，使得这种论断在可信度上存在很大疑问。
陶行知的美国朋友费正清认为：陶行知的卑微的出身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使他对普通民众的疾苦报以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并最终靠近了共产党。
而对于反共势力来说，他在民众教育方面的举动无异于政治和社会炸弹。
[309]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陶行知与中共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无论在中国和日本，还是西方的陶研文献中至今尚无深入的研究论述。
鉴于中德两国分别对陶行知和莱希维恩思想的接受都存在着困扰，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下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本文将在下面结合两人精神成长的整个历程进行一些尝试。
二、莱希维恩和陶行知思想形成的要素
我们从两人的生活经历中可以找到三个共同的因素，对他们人生观和政治观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贫寒的出身和幼少时期的乡村生活
莱希维恩1933年在自传性的《对自述的说明》一文中写道：“对我整个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我出身于德国西部林区的一个贫苦农户，直到参军之前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村里度过的。
从青少年时期就热衷于乡土民粹教育，可追溯到我16岁，是基于从‘贫穷的土壤’中所萌发的自尊。
……‘自然的贫困’伴我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我有幸从无欲无求的乡村生活中如愿获得了我毕生受用的坚韧毅力；但是我在儿时也体验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在像我父亲这样的乡村穷教师家中，要靠每月150—170马克的薪水供两个儿子去城里上学，所以即使置身良田沃土之中，面包也得限量，即便每天伺候奶牛和不断壮大的牛群，母亲在餐桌上也不得不用人造植物黄油代替奶油。
每星期只能吃到一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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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的出身、乡村生活和乡土教育是莱希维恩与陶行知生活道路的三个相同的起点，也构成了他们人生历程的基石。
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产生了相同的作用，民众的身影和故乡的景象令他们终生难忘。
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也“注定了牢牢地植根于故土和自然生活”
，增强了“对全体民众及其共同命运的情感”
。
[311]
这里须指出，莱希维恩所提到的所谓“乡土民粹教育”
与20世纪初的德国与青年运动密不可分。
那时以“游历鸟”
为象征性标志的社会文化运动是一种反抗，反对威廉二世时代专制学校和社会制度中那些刻板僵化的规矩。
在“游历鸟”
运动当中，年轻的莱希维恩与其他“游历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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