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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除去上述这些为数不多的书籍，中国几乎找不到莱希维恩本人或有关他的出版物。
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莱希维恩，尤其是他关于中国与欧洲的著作不仅为西方理解东方文化和艺术，而且也为中西方的相互研究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在中国至今仍鲜有人知莱希维恩还是教育家和抵抗战士，进而没有任何有关他政治和教育活动的出版物。
而恰是在这方面，这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德国历史人物的杰出成就——如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著作——能够极大地丰富中国的德国研究、比较教育学研究和关于学校教育的讨论。
第五章两个民主斗士的政治理想与奋斗
一、引言
陶行知在中国被誉为“民主斗士”
、“进步的民主人士”
和“民主教育的推行者”
，而莱希维恩在德国被视为“反抗纳粹政权的勇士”
、“反对派教育家”
和“民主社会主义者”
。
不仅仅是这些称号，还有两人经历的厄运，尤其是相似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使我们有理由对这两位国度和文化背景迥异，却志同道合的历史人物进行政治层面的相互比较。
陶行知和莱希维恩生活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和欧洲风起云涌的时代。
因此，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载体持何种态度，是两位富于政治热情的教育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他们两位在其政治和职业生涯中一直与共产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恰恰是这种联系给中德两国都在接受他们身后留下的政治和教育思想遗产上带来了困扰。
莱希维恩的政治立场、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以及与德国共产党的关系似乎没有太大争议。
他在东德和西德都被誉为抵抗运动战士而受到尊敬。
据笔者了解，西德的公众舆论也并没有因他与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合作而有所苛责。
然而，这种合作实际上还是或多或少地对他的形象带来了一些“瑕玷”
，进而影响了对他的认可和接受。
这种影响不仅在昔日的两个德国，即便在今天统一的德国中仍然还能感受到。
一方面，除了极个别人的贬低外，莱希维恩在当时的民主德国还是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赞扬，但在其历史书籍中也明显存在着一种带有倾向性表述，有意识地着重强调莱希维恩对德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青睐。
例如，民主德国出版的标准教科书《教育史》中，对于莱希维恩就有这样的描述：“在这个团体（克莱绍集团）中，莱希维恩敦促与共产党人的抵抗运动合作。
他与特奥多尔·诺伊鲍尔（TheodorNeubauer）和其他非法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于1944年共同协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合进行抵抗斗争。
阿道夫·莱希维恩的思想认识业已成熟：摆脱法西斯主义是全体反法西斯主义者共同的事业，而苏联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将发挥最大作用。”
[303]
另一方面，在联邦德国出现了一种对莱希维恩敬而远之，甚至拒绝的态度，原因是他的政治倾向“在这里如同在东柏林都被认为是赤色的”
。
[304]这种态度也招致了一些后果。
1947年，当莱希维恩的夫人及其四个孩子结束两年游牧般的漂泊生活，终于返回柏林后，这个五口之家得到了210马克的临时性救助（人均仅约40马克）。
直到十年之后，莱希维恩的退休金和“人身损害赔偿”
才得到认定。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反映出联邦德国在战后恢复时代如何对待反纳粹义士及其家属，而与此同时，那些毫发无损、曾身着褐衫的人却能一如既往、畅通无阻地继续成就个人事业的辉煌。”
[305]
1979年，林格巴赫教授（Karlgelbach）在寻找一篇有关莱希维恩的乡村学校模式的文章时，遇到了一些怪事：“无论是在战后的学校实践中，还是在教育科研中，这位教育家直至那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虽然多级制乡村学校的教师从50年代直到此类学校解散，一直都把他的学校教育论著当作实践和创新的“采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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